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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蒂亞戈·諾加拉，翻譯/ 陳佳芮】

在無視巴西最高法院的命令三周之后，馬斯克終于“投降”，作出重大讓步。

當地時間9月20日，在一份法庭文件中，社交平臺X（原推特）公司的律師表示，X平臺已遵守巴西最高法院的相關命令，希望法院能解除對其X平臺在巴西境內的禁令。

有意思的是，在這次“X事件”中，一度曾是削弱國家主權和民主機構國際干預堡壘的巴西司法機構，如今卻站在捍衛國家主權、對抗馬斯克顛覆性行動的最前沿，理解為何會發生這一變化，至關重要。這些動態因素說明了，為何由巴西前總統米歇爾·特梅爾任命的著名保守派法官亞歷山大·德莫賴斯，會成為馬斯克在巴西的主要對手。

“法律戰”是美國干預巴西政局的手段

在拉丁美洲政治學學者中，“政治司法化”和“司法政治化”這兩個術語，長期以來一直用于描述司法機構不斷介入并塑造國家政治爭議的現象。這一趨勢并非拉丁美洲獨有，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民主國家，也見證了國內政治斗爭中司法干預的日益增多的現象，法院不斷重塑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紛爭。

近年來，在拉丁美洲這種現象尤為明顯，特別是利用法律手段作為政治武器，實施所謂的“法律戰”。這種策略已被廣泛用于削弱和推翻在21世紀初“粉色浪潮”期間上臺的左翼和中左翼政府。受人尊敬的阿根廷法學家尤金尼奧·勞爾·扎法羅尼更是將法律與媒體影響力的鞏固直接聯系起來，他認為這是塑造“后真相”現實的手段，即一種受媒體控制者利益影響的虛假敘事。

這一過程導致一系列針對拉丁美洲主要左翼領導人的司法干預，這些干預得到了主要媒體的廣泛支持。“月費案”中勞工黨領導人若澤·迪爾塞烏和若澤·熱諾伊諾入獄，總統迪爾瑪·羅塞夫被彈劾，以及“洗車行動”的興起，都與此有關。

巴西前總統迪爾瑪·羅塞夫資料圖

后者涉及與美國的密切合作和美國的干預，這在營造政治氣氛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并導致迪爾瑪下臺和盧拉被監禁580天。它還影響了眾多與美國公司直接競爭市場主導權和戰略資源控制的巴西企業，如巴西國家石油公司和主要的巴西工程企業。此外，它還導致了像奧頓海軍上將這樣的民族主義人物入獄，他曾在1979年至1994年期間領導了巴西的“平行計劃”核武項目，使巴西能夠控制整個核能生產鏈，而美國對此一直持反對意見。

在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類似的進程導致了2009年洪都拉斯針對塞拉亞總統的政變、2012年巴拉圭彈劾費爾南多·盧戈總統、2017年烏拉圭副總統勞爾·森迪克辭職、2022年阿根廷前總統克里斯蒂娜·基什內爾被定罪，以及2022年秘魯罷免和監禁佩德羅·卡斯蒂略總統。厄瓜多爾前總統拉斐爾·科雷亞和前副總統豪爾赫·格拉斯也被發布政治禁令和逮捕令，而埃沃·莫拉萊斯則多次被取消在玻利維亞的選舉資格。

這些事件的共同點在于：強大的寡頭集團、大型媒體及以美國為首的政治-媒體機構聯合行動，以瓦解那些主張從北方霸權獲得更大區域自治的進步政府。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拉丁美洲眾多新興左翼政府，如墨西哥總統安德烈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夫拉多爾領導的政府，紛紛推動司法結構的深刻改革。

然而，曾經將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府與美國對立起來的政治格局，及認為美國將通過影響各國司法系統來實施“法律戰”的觀點，已不再完全適用于該地區的新政治現實。

在左翼被削弱之后，極右翼迅速崛起，尤其是在巴西和阿根廷，其背后利益往往超越了先前策劃政變和右翼攻勢的聯盟。與美國唐納德·特朗普和歐洲各地出現的趨勢類似，在拉丁美洲，巴西的雅伊爾·博索納羅和阿根廷的哈維爾·米萊等人物也在之前嶄露頭角，他們不僅主張與左翼力量決裂，還提議重組本國的政治、媒體和經濟機構。

拜登當選美國總統以及特朗普支持者沖擊國會事件，極大地改變了美國在該地區的外交政策。此前，美國的首要任務是支持反對左翼崛起的傳統右翼領導人。但在拜登的領導下，美國采取了更為矛盾的態度，往往優先反對特朗普的極右翼盟友，尤其是巴西的雅伊爾·博索納羅。然而，在諸如委內瑞拉等國的關鍵情況下，美國依然為反對左翼的極右翼力量提供系統性支持。

這些發展極大地改變了政治格局，尤其是在巴西。

2016年，在導致迪爾瑪被彈劾和盧拉入獄的一系列事件中，一個廣泛的右翼聯盟浮出水面，涉及巴西最大的私營媒體公司環球電視臺等主要媒體、以圣保羅州工業聯合會為首的商界領袖以及美帝國主義的觸角。

巴西前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資料圖

當時，這些團體認為，在副總統米歇爾·特梅爾短暫執政后，他們將能夠選舉時任圣保羅州長、長期代表巴西新自由主義右翼的杰拉爾多·阿爾克明上臺。出乎意料的是，此次選舉勝出是極右翼候選人雅伊爾·博索納羅，他長期擔任眾議院后座議員，并因其與低級軍官及警方的緊密聯系而知名。在意識形態上，博索納羅是一個狂熱的反共產主義者，他為1964年至1985年間巴西的軍事獨裁統治，及對左翼活動家的酷刑辯解。

博索納羅的競選活動充分利用了社交媒體和通訊平臺，通過與史蒂夫·班農和特朗普建立關系，直接引進美國的戰略。然而，在其總統任期內，博索納羅并未如迪爾瑪彈劾案背后的聯盟所愿，恢復20世紀90年代的政治格局。反而對勞工黨執政14年的遺產采取了激進的反對立場，他不僅尋求瓦解這一遺產，還意圖削弱傳統右翼的關鍵領域。

他通過與里柯得電視臺建立緊密的聯盟，加強與福音派商業部門的聯系，以挑戰環球電視臺的主導地位。博索納羅多次威脅要動用軍隊、關閉國會和巴西聯邦最高法院，甚至在巴西利亞的三權廣場前調動坦克，象征性地展示武力。他大量任用現役及退役軍人充實各部委和各級聯邦政府，破壞了國會主要政黨間傳統的權力分享協議。

此外，他還輕率地調整外交政策，發表眾多排華及反華言論；與以色列建立緊密關系，打破巴西在以巴沖突中長期保持的中立立場；斷絕與委內瑞拉的外交關系，加劇與阿根廷的緊張局勢，危及巴西在中國、阿拉伯世界以及拉丁美洲的市場利益。

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與共和黨人，尤其是與唐納德·特朗普的核心圈子關系密切，這給之后巴西與拜登政府的關系帶來了壓力，同時也加劇了巴西與法國等歐洲大國的緊張局勢，這一點在他與埃馬紐埃爾·馬克龍的激烈交鋒中可見一斑。

這一情況深刻重塑了巴西的政治格局，使得盧拉和勞工黨能夠化解以往與商界、右翼勢力，乃至司法系統的矛盾。他甚至能化解與現在由民主黨領導的美國之間的矛盾，并在2023年重新掌權。雖然民主黨人、環球電視臺、圣保羅州工業聯合會和司法部門都曾是迪爾瑪倒臺和盧拉入獄的關鍵力量，但此后它們轉變為支持盧拉當選并確保其新政府穩定的重要聯盟成員。

值得注意的是，盧拉的副總統正是勞工黨政府曾經的頭號對手熱拉爾多·阿爾克明。盧拉與拜登政府的親密關系，進一步解釋了巴西在委內瑞拉政治局勢、可能參與的“一帶一路”倡議等敏感議題上的溫和立場，這些都深受華盛頓方面的壓力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