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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這里就顯而易見。無論外部環境發生怎樣的變化，陪伴式成長作為人的成長和進化的一大基本屬性，是人在脫離嬰兒期之后在童年、少年和青年階段初期的基本需求。當這個基本需求不能通過家庭、鄰里、學校和社會滿足之后，并不會也不可能自然消失，而是一定會向外部尋求新的出口和路徑。這個時候，在“飯圈文化”這一輪討論中被反復觸及的移動互聯網要素，才會被作為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得以極致釋放。

從早期的各類BBS、百度貼吧、豆瓣到微博、微信公眾號、知乎、B站等，廣大青少年粉絲群體能夠在網絡虛擬社區不斷聚集、“抱團取暖”，正是基于陪伴式成長的基本需求。一大批基于移動互聯網所誕生的平臺性移動應用，之所以都能在這個階段涌現并迅速完成爆炸式增長，并不只是因為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作為信息基礎設施的4G網絡完成了全國范圍的普及，更是由于作為整體性的第四次“嬰兒潮”并沒有如期而至的必然結果。代際潛在的群體性“孤獨”的生理/心理需求，在短短幾年內噴發出了這樣的文化勢能，的確在大大超過主流社會傳統認知框架的同時，令當代社會一再錯愕。

《小歡喜》劇照

新的人口結構下所形成的文化勢能，也直接催生了明星制度的世紀迭代。當代粉絲文化、粉絲經濟作為新的明星制度，開始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鋪天蓋地的方式席卷到社會各個領域。當代粉絲文化、粉絲經濟的最大特點在于改變了傳統明星制度當中明星與受眾之間的垂直式結構。

在傳統的垂直式結構當中，一方面，明星隸屬于社會精英的范疇，對于明星的演技、外貌和道德等諸多方面都有著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受眾只能通過電影院、電視和音像制品等路徑接觸到明星的文化產品，和明星本人并沒有日常性的接觸機會。而在當代粉絲文化、粉絲經濟的框架下，明星與受眾之間曾經的垂直式結構演變成平行式結構。基于陪伴式成長等親密關系匱乏的直接情感訴求，流量明星與粉絲之間的基本關系呈現為通過微博等網絡虛擬社區實現日常性的高頻次互動，并且廣大青少年粉絲群體可以直接參與到作為文化產品的流量明星形象的商業運營中。

所以，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大量流量明星都具有一定的“中性化”特征。在青少年階段，青春期的“突如其來”，無論男女對于性特征極為成熟、明顯的同性都會保持一定距離，甚至排斥和抗拒，在身心未充分發育成熟之前，他們都并未有足夠的心智狀態去處理青春期“風暴”的強勁沖擊。

早在李宇春、陳楚生等的“超女”“快男”時代，這一特征就已初露端倪，在隨后十幾年時間里的選秀類綜藝都一再重復這一現象，已經充分說明這并不是偶然，而是有著作為新的明星制度的結構性成因。因此，與傳統的明星制度相比，已經完成了至少一輪內部迭代的流量明星，在演技等業務能力上就算有再明顯的不足和瑕疵，也依然可以擁有大量堅定的“飯圈”擁躉，這是由于廣大青少年粉絲群體，在要求流量明星滿足其陪伴式成長的親密關系情感訴求的同時，直接參與到了作為文化產品的流量明星形象的商業運營中，他們完全可以接受其演技等業務能力上的缺點。

最為關鍵的是，電影、電視劇、流行歌曲等已經不再是流量明星傳遞給粉絲的唯一文化產品，或者說已經不再是其主要的文化產品。與傳統明星范疇中的“角色”相對應的，是流量明星在網絡虛擬社區與粉絲實現日常性的高頻次互動的“人設”。“人設”不僅是一個理論概念，更是當代流量明星最主要的文化產品，與其經濟利益有著最為直接的綁定。

表面上看，流量明星獲得了遠遠超過傳統明星的各類收益；但就深層而言，這也直接造成了還處于成長階段的廣大青少年粉絲群體，鑒于身心發育尚未完成，還不能妥善地處理“人設”的商業運營所必須面對的復雜的社會關系。這就造成了“飯圈”價值觀扭曲的種種亂象，也縱容了一些流量明星一再觸碰社會的基本道德底線，并不惜以身試法。在一些極端狀況下，相關流量明星無論持有怎樣的主觀意志都已于事無補，而是被極端情緒支配的“飯圈”狂歡深度裹挾和綁架。

當代粉絲文化、粉絲經濟作為新的明星制度，在新的人口結構下，這種特征突出的內在結構形態，尤為值得我們深思。

吳亦凡被刑拘之后，其所謂“真愛粉”、“腦殘粉”們極端言論頻出，在違法邊緣瘋狂試探。截圖轉自《瞭望東方周刊》。

亟待規范治理的基本利益結構

當代粉絲文化、粉絲經濟作為新的明星制度，與傳統的明星制度在外在結構形態上的最大差別在于，新增了各類網絡播放、表演平臺和網絡虛擬社區，以及海量的主流社會并不充分了解的各類粉絲組織和團體這兩大基本環節和鏈條。

在當下“飯圈”亂象中，備受關注也備受爭議的一大痛點，就是流量明星以及各類演出、網絡表演經紀機構，各類網絡播放、表演平臺和網絡虛擬社區，各類粉絲組織和團體等全產業鏈條上的各個利益相關方，合謀了針對廣大青少年粉絲群體的一輪又一輪持續定向的“收割”。在傳統的明星制度下，對明星的相關演藝活動有著相對明確的要求和約束。例如，近年來飽受詬病的明星“天價片酬”問題，盡管是被各利益相關方裹挾、綁架的產物，但只要一經發現并得到充分重視，就會受到既有法律法規的嚴厲追懲。

然而，傳統的分業管理模式，對于“飯圈”尚不具備能夠起到有效監管、監督和規范作用的法律法規架構。各類演出、網絡表演經紀機構和網絡播放、表演平臺長期以來都沒有得到有效的監管和監督。正是出于這樣的結構性成因，其中一些不良經紀機構、平臺就由此興風作浪，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在流量明星的培養和管理等最關鍵的問題上明目張膽地不作為、不履責，在源頭和起點上就出現根本的原則性、方向性問題。

而且，這些不良機構、平臺作為市場經營主體，一方面逃避其應盡的管理、審核責任，另一方面卻從中大肆牟利，顯然這至少需要在法律法規和職能監管監督層面都予以明確約束和懲處。

對于流量明星以及各類演出、網絡表演經紀機構，我們相信在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和有效治理下，網絡文化市場秩序和生態都將得到進一步規范。但是，對于各類網絡播放、表演平臺，以及各類青少年粉絲群體聚集的網絡虛擬社區，相關深層利益結構的諸多關鍵環節仍亟待深入梳理。作為“飯圈”一大“罪狀”的海量粉絲參與的“刷量”“控評”，正是這一盤根錯節的利益糾纏的最外在呈現。

各類網絡播放、表演平臺和網絡虛擬社區，它們的一大“免死金牌”就在于其在引發“飯圈”亂象的相關爭議之后，可以援引法律上的“避風港”原則，宣稱自身作為網絡服務提供商，只提供網絡服務，不承擔任何經營、監管等市場主體責任，將各類相關風險完全推給參與“應援”的廣大青少年粉絲群體，然后繼續有恃無恐地從中大肆牟利。

如若局面實在無法收拾，引發相關輿情，則通過刪除相關內容、封禁一些關聯賬號作為姿態而敷衍了事。盡管相關粉絲群體的價值觀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問題，但各類網絡播放、表演平臺和網絡虛擬社區實際上恰恰將其作為轉移公眾注意力的“擋箭牌”。在遵循傳統分業管理原則的政府機構在監管、監督和執法上難以有的放矢的情況下，在移動互聯網在我國興起的全過程中，平臺通過“收割”廣大青少年粉絲群體的親密關系匱乏癥候，不斷完成自身經濟效益和金融估值的資本“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