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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按】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提的一部《21世紀的資本論》，再次引發了美國知識界關于市場自由配置，是否導致貧富分化差距拉大的熱烈討論。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的五年多里，這樣的話題屢屢切中美國Top10的七寸，但在兩黨對峙的政治環境之下，每次激烈的討論最終只能停留在書本和口頭上。

一年前曾經參與觀察者網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孫滌，1980年代留美求學，近三十年里，往來于中美，一邊在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商學院任教，一邊在90年代末1998年至2005年，參與中國四大國有銀行建設銀行的IPO，親歷中國國有金融企業在新世紀的劇烈變革。從理論到實踐，再從實踐回到理論，孫滌對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市場自由及政府干預，市場自由配置的分配結果，與現實中貧富差距的拉大，有更深更細膩的體悟。

不僅如此，不斷開闊的視野和未曾停止的研究，使他在社會科學各個領域自由穿梭，在經濟問題中尋找政治解決，在政治問題上又陷入哲學的思考。5月23日，孫滌專程做客觀察者網，與編輯們晤談，話題從經濟到哲學，政治到文化，并專門就日前美國正熱議的《21世紀的資本論》接受了觀察者網的采訪。

孫滌教授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21世紀的資本論》的出版，如同一枚擲向社會的重磅炸彈，作者提出的問題不容回避：經濟增長成果的分配不平均在市場經濟里正在拉大，且有加速的趨勢。這和一直以來經濟學者們的樂觀估計大相徑庭。從庫茲涅茨開創有系統地采集和分析國民經濟數據以來，人們深信不疑的是，如果市場得以健康運轉，在沒有政府管制和其他外部沖擊的情況下，貧富的狀況發展到一定程度將逆轉，分配的懸殊會收斂，社會能分享經濟成長的結果，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皮克提指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后，社會貧富懸殊曾有實質性的收斂。的確是事實。例如大家熟知的從1870年代開始，也就是馬克•吐溫筆下的“鍍金時代”，美國出現了洛克菲勒、卡耐基、范德比爾特等一批富豪寡頭，貧富差距開始出現巨大的差距。1917年俄國革命，尤其是三十年代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之后，即使巨富們也意識到，這樣下去會給自己培植掘墓人，做了大量的多方面的妥協，特別是二戰之后。據此皮克提認為，這些財富不平衡的收斂主要是兩次大戰帶來的，而不是正常市場運作常態下的結果。

貧富差距的收斂在1970年代就停滯了。取而代之的是崇尚市場無誤的自由意志主義的思潮盛行，他們挑戰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認為任由市場無拘束地運作，效率和效果要好得多。當時正是我們出國求學之初的1980年代，這個思潮的影響非常大。中國也正值改革開放初期，計劃經濟遭到唾棄，知識界全面擁抱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自由市場的價值觀。

但是到了眼下的境況，這個鐘擺是不是該回擺？是不是到了21世紀，諸多問題的解決方案還是那么單純？很多經濟學家已經提出質疑，變得不那么確信，皮克提是其中走到了前沿的一位。

研究者們，包括很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開始調整他們的認知。例如，美聯儲新任主席耶倫的丈夫喬治•阿克洛夫、羅伯特•席勒、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等人，都認為貧富分化擴大的趨勢非常明顯，純靠市場已無法妥善解決，他們甚至相信，市場本身也是問題的一個真正根源。皮克提的這本書，明目張膽地指出了這個趨勢，并大膽提出問題的新解決途徑。

皮克提用了大量數據，這方面的爭議即使有也不是主要的（他自己承認數據的精確可靠和周延性可以商榷），爭議最大的還在他的結論。皮克提試圖回答的挑戰，是在分配越來越懸殊的情況下，假如有必要，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究竟能否回頭？

從市場的運行規律來講，公平競爭得出的結果，就可能是社會財富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急劇積聚，而大多數民眾的收入則遠遠滯后。另一方面，基于民主的體制安排，很有可能出現一個大糾正。如果大多數選民不能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認為貧富懸殊有失公平，肯定會用政治杠桿來加以干預，對社會的穩定會帶來很大的不確定因素。所以在歐美的發達經濟體，美國許多明達之士對此憂慮，認為這樣的趨勢任其延續，結局將很糟糕。

作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的。他分析了兩個基本規律：一，若一國的儲蓄率超過經濟增長率，用錢來賺錢，即財富型收入擴張的速度會大大超過勞動型收入。

第二，在一個穩定體系中，財富型收入比率等于儲蓄率s除以經濟年增長率g。目前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年回報率總是大于經濟年增長率。即r>g。美國財富型收入的回報率r達5-7%，而歐美發達經濟體的GDP增長率通常只有3%以下。也就是說r＞g，s＞g，這說明財富型收入遠遠高于勞動型收入，且敞口越來越大。

而且，財富資本的擁有量成為決定社會經濟地位的主要因素，而資本積累的重要途徑是代際繼承。套句流行話，各國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實質上已進入了一個“拼爹”的快速通道。

更要命的一點，在我看來，作者還沒有充分強調中產階級內部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細看勞動型收入，有技術含量的知識勞務收入和用簡單勞作的體力勞務收入的明顯分野。技術白領和“金領”的收入在勞動型收入里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集中的表現，是諸如美國這樣發達經濟里中產階級的淪喪。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美國的中產階級的分化十分嚴重，同樣是勞務收入，完成和不能完成大學教育的兩個群體之間，勞務收入差別非常明顯；而完成了四年大學教育或以上的，又以在名校（譬如常青藤學校）畢業的所謂精英分子的收入遠遠領先中產階級，極為不均衡，“贏家通吃”的局面在正在形成。（參閱孫滌《美國中產階級的衰落》一文——觀察者網注）

總之，美國不同階層、不同集團之間的收入分野越來越厲害了，因此說，美國的問題（其他國家也類似），不在于它的經濟是增長了1.1% 或是2.9%，而是誰拿走了“奶酪”。畢竟，人們生產無非為了消費，誰生產并不重要，誰消費了生產的成果是為關鍵。

這就帶出了下面的問題。就在二、三十年前，世界各國還經常用GNP（而不是用GDP）來統計國民經濟的成果。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關注的是哪國的國民擁有經濟生產的成果，而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關注的則是經濟生產是在哪個國家生產出來的。在資本全球流動暢行的時代，美國的很多產能，比如可口可樂、蘋果都在中國進行生產的，而利潤理應是美國人的，但用GDP的統計方法，這些美國企業的產值計入到中國的賬本里去了。中國龐大的出口，有很大部分（甚至過半）是在華的外資或合資企業生產出來的，雖然雇傭許多中國人，解決了不少就業，但是所得的利潤——生產經營的最根本的目的——遲早要拿回去，即便暫時存放在中國。因此可以說，GDP的統計口徑掩蓋了分配不平衡的現狀；如果用GNP來計算，美國不同人群的貧富差距會更顯著。

財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在社會學中屢屢提到，可是在經濟學中卻常被屏蔽。為什么？提起一國的經濟增長，從經濟學的角度，會集中在總量的增速，譬如7%或8%，而忽略這些成果和收益是如何在不同人群之間分配的。然而就個體而言，重要的是“我”的收入有什么變化。人們通常關心的，是自己的餅是變大還是變小了。即便國家的大餅在增長，而“我”的份額若出現明顯萎縮，就會出問題。要是社會的大多數成員都處于這種狀況，就會引起一個社會動蕩，起碼是個大隱患。皮克提的書旨在揭示的這個趨勢，是否越來越突出，不加以干預是否會達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從而成為顛覆社會秩序的動因？是大家討論之所以激烈的核心。爭論的焦點，是市場競爭之后的分配正義（distributional justice）推至過度，會不會蛻變成為再分配的非正義（re-distributional injustice）？

皮克提在書的結尾提出了一些解決之道，用公權力對市場分配的結果進行再平衡，對頂級富人家庭課以重稅。方案之一，是對美國年收入超過五十萬美金的人起征邊際稅率高達80%的所得稅。歷史上施行過的累進所得稅率，在歐美發達國家直到1970年代曾經超過90%。在美國，針對富人的最高稅率甚至達到過96%。但是扼殺性的高稅率效果并不好，對有效投資、風險承擔、創新發明都起到了遏制影響，最終妨礙了生產力的提高，經濟增長受阻，窮人的生計并沒如預想的得到實質性的改善。這個歷史的嚴重教訓，也是里根、撒切爾代表的保守政治運動之所以勃興、弗里德曼代表的自由市場無誤思潮之所以崛起的最大動力。

皮克提的解決方案并沒有什么創見，可以說是了無新意，更主要的是它在政治上可操作性很低。民主制度在公共政策的取舍上，名義上是一人一票，似乎人人可以發出同等的聲音。其實，富人擁有了財富，擁有了財富為杠桿可以撬動的許多機制，控制諸如信息、傳媒、組織、教育等等，在觀念的制造、詮釋和傳播之下，其影響力是他們的人數所不可比擬的強而有力。故此，連皮克提自己都承認，他對方案的實施并沒抱多大的希望。

棘手的難題，是怎樣才能兩全其美，既能充分開動創造革新的生產引擎，又能保持社會的平穩和人們對公平的期待，積極展望發揮各自的潛能？我以為，這恐怕要在財富的代際轉移上尋找答案。

不可否認，具有創造力的個人在全社會總是少數，讓這個群體得到充分的激勵，得以施展其智慧、創見、熱忱，擔當風險和經營的長才，整個社會都能獲益。但是，給予創造力的個人終其一生有揚名立萬的機會，并不表示他們所揚的“名”，尤其是他們所立的“萬”，將由他們的后代自動繼承。

遺傳的規律極其復雜，迄今為止我們絲毫不能確保有創造力者的子女不是平庸的。聚集的巨額財富若是過多地讓他們的后代繼承，不但會迅速腐敗其子女，而且無益于生產力的持續涌流和社會持續公平穩定。因此，政府強制的高額稅率應該在遺產——財富的代際轉移上做文章。而所得的稅款大部分應投入到教育和技能培訓，以便發掘新一輪的創造種子，拖曳社會生產力的持續提升。如果說仰仗公權力的分配正義果真能在“抑富濟貧”奏效，這或許是一條“正道”。

在這方面，我傾向于相信，以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數據來測度分配懸殊的狀況，還嫌粗糙。進一步細化數據，我們將發覺，社會最富有的1%，0.1%，甚至0.01%，即萬分之一的“萬戶侯”的財富，來源更值得關切。如果那類巨額財富是靠遺產繼承來的，而不是靠創新和拼搏，靠自己的努力賺取來的，它們之所以成為政府權威來進行再分配的對象，在政治上要可行得多。這也將為市場競爭新一輪博弈的健康開展，平坦機遇，廣泛激發全社會的創新能力，提供公義的基地。

（觀察者網高艷平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