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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國《福布斯》雜志亞洲版經濟新聞編輯Yuwa Hedrick-Wong】許多經濟分析人士對全球經濟的預期正變得越來越悲觀。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稱今年全球經濟預計將收縮3%左右。此后，人們對未來的預期甚至變得更加悲觀了。世界銀行的最新預測數字是，全球經濟今年將收縮5.2%，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甚至認為可能會收縮7.5%。人們預期中的V型復蘇也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修改為U型復蘇。

美國《福布斯》雜志網站2020年6月16日發表了該刊亞洲版經濟新聞編輯Yuwa Hedrick-Wong的報道：《來自亞洲的后疫情時代展望》

新冠疫情將對全世界造成怎樣的影響呢？《福布斯》雜志亞洲版的五位經濟評論員最近與我分享了他們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雖然五位評論員看問題的角度各不相同，但他們的觀點之間并非毫無聯系。他們所談到的內容包括：對新興市場國家的明朗預期、亞洲國家成功的戰略回應、日本政府的干預措施、供應鏈以中國為中心的局面日趨明顯以及香港的戰略重要性不會輕易弱化等。如果我們把這些內容綜合在一起會意外地發現，他們對后疫情時代的預期是十分積極的。

蘇曼·貝里（印度非盈利組織Shakti可持續能源基金會董事、美國萬事達卡包容性增長中心高級研究員）：新興市場大國在疫情結束后將風光不再嗎？

中國經濟在本世紀前10年的爆炸式增長使得許多人以為其他新興市場大國也可以復制中國的成功。高盛公司2001年發明了“金磚國家”（BRIC）一詞，認為全球經濟的未來將由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這四個中等收入的新興市場大國來決定（隨后南非也加入了進來）。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金磚國家”一詞還是很符合人們對這四個國家的最初預期的。

可是在本世紀第二個10年的后半段，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幾個主要拉美國家的經濟增長都失去了此前的強大動力，甚至在像美國這樣的發達經濟體有所恢復之后，這幾個國家的增長也未完全回到此前的狀態。如今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響，這幾個國家的增長前景可能會更加暗淡。

英國《金融時報》的疫情信息發布指出，巴西、印度和南非的每日新增病例數仍在向上攀升，增長曲線還沒有趨向平緩的跡象。不過，現在就根據疫情狀況來判斷其經濟影響仍然有些草率。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前（巴西并未進行封城隔離，而印度和南非的封城隔離措施已經有所放松），很難相信這三個經濟體內部的供應鏈能夠完全恢復到疫情之前的狀態。

除了內部遭遇困境，這些國家的外部環境也不太有利。2008年的危機源自大西洋兩岸的金融市場，因此這些歐美國家對G20里面的弱小國家還是很慷慨的。不過在2008年之后的10年里也發生了很多事情，尤其是G7國家對中國和俄羅斯的態度，很難說是友好的。在目前這一更加重大的危機當中，看起來G7國家對新興市場大國的態度會變得更加吝嗇。國際流動性還很不確定，嚴重的資金外流以及海外匯款的減少都會使這些國家進入一個調整期。也許這一次，除了中國之外，發達經濟體也將參與引領全球復蘇。

在過去20年里，許多重大的經濟、外交和安全預測都是基于人們對世界經濟中心正在從傳統的北大西洋地區向如今所謂的“印太地區”轉移的判斷做出的。而人們作出這一判斷也并非毫無根據：人們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將受到更好的教育培訓，這些勞動力充裕的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將不斷提高，而且通過不斷深入的全球化進程，這些國家將獲得更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知識。

不過，這種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在疫情爆發前就已經受到了非議。正如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達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10年前所預測的那樣，民主主權（democratic sovereignty）和冷酷的全球化進程之間如今在一些較貧窮的民主國家已經出現了難以調和的緊張關系，而特朗普政府關于市場準入的平等訴求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政治緊張。要知道，這一切還只是新冠疫情爆發前的情況。印度總理莫迪在5月12日的講話中透露，印度今后將減少對外部依賴，變得更加自給自足。莫迪總理的這一表態可以被視為印度對上述緊張關系作出的一種政治回應。

那么，今后形勢將會如何變化呢？首先，如前所述，發達經濟體很可能會引領此次復蘇進程；第二，即便存在更加強烈的全球化需求，但所有較大規模的民主國家都勢必會變得更加“內向”；第三，雖然也許會有效率較低、歧視性條款等問題，不過地區性協議還是會比全球性協議更加受到歡迎。我們不要忘了，上世紀50年代歐洲和日本的重建以及上世紀80年代東亞國家的重建都是在今天的我們看來比較封閉的體制之下完成的，當時這些國家在事關國內和國外的一些重要領域作出了許多正確的決策。

新興市場大國在過去的10年里表現平平，新冠疫情在給人們帶來意外的震撼之余也會促使這些國家深入思考：今后該如何在一個不那么友善的國際秩序中生存甚至取得成功？當然，即便這些新興市場大國在這一過程中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我們也不能說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正如那句老話所說，面對危機卻不想辦法加以利用實在是可怕的浪費。

馬努·巴斯卡蘭（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高級助理研究員、美國百年紀念國際集團董事）：我對疫情結束后的亞洲充滿樂觀預期

新冠疫情已經導致經濟收縮、人口大量失業，這的確讓人們對后疫情時代感到悲觀。不過面對這一困境，亞洲國家并非毫無經驗。1997年亞洲爆發了金融危機，當時的亞洲人覺得天似乎已經塌了一般。可是不出幾年，即便受損最嚴重的亞洲經濟體也恢復了穩定并實現了強勁的經濟增長。我這樣說并不是低估亞洲當前面臨的困境，而是希望大家認識到，只要實施正確的戰略，挑戰是能夠克服的，機遇也是可以抓住的。

首先，我們應該承認我們的確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疫情的規模之大必將導致家庭和企業對自己的經濟行為作出調整，而這種調整必將使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在疫情最為嚴重的國家，許多家庭都會傾向于增加儲蓄，這將導致社會消費額的下降。此外，跨國公司也會對自己的供應鏈進行調整，一些公司甚至會把設在亞洲國家的生產基地轉移回國內。許多國家的政府都承受著高額債務的壓力，而此時它們還要在醫療衛生和社會福利方面增加開支，這會導致各國政府進一步壓縮生產性投資并提高稅率。此外，一些國家甚至會禁不住誘惑訴諸貿易保護主義手段，而眾所周知這樣做是沒有贏家的。

其次，我們不應忽視那些積極因素。這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亞洲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已經對所面臨的風險有了充分的認識，他們在采取措施推進供給側改革以確保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是其中的領導力量，中國正在推進一些重大方案和項目的實施以實現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具體內容包括：戶口制度改革，這有利于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并刺激房地產市場；在高科技領域加強投資，以降低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技術依賴；多個都市圈的規劃建設；在特高壓輸電、城際交通網絡等“新基建”方面加強投資。中國占全球經濟產出的16%，中國必將為亞洲其他國家提供強大的增長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