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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都是個案分析，事后來看，大致可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針對個案重要法律爭點的分析討論。任何案件其實都可以有很多法律爭點，從證據到法律，因為世界上沒有兩個案件完全相同；即便一樣的地方，也可以因關注點不同，或視角不同，分析不同。

但我會更關心個案中凸顯但為當時學界和輿論普遍忽略或認為無關緊要的一些問題，事實或法律問題。因此，不同程度上，我的絕大部分個案研究都屬于“頂風作案”。不是愛唱反調，只因為，學術重復沒有價值。必須獨立發現不僅對此案的法律應對可能有實踐意義，而且對其他案件(甚至未必同類的案件)也可能有一般意義的問題。這才是法理的個案研究，有別于卻更有可能補足部門法的個案研究。部門法學者不會想要多一個敲邊鼓或搗糨糊的，法官也不需要你告誡他早已熟知的。

另一類個案研究則集中關注司法決策及其法理表達，包括判決書中表述的解釋、論證或“證成”。這不可能完全脫離對個案的研究，但比前一類個案研究多了一個關注點，即關心或集中關心在這一個案中法官是如何分析論證的，在努力設身處地理解法官的同時，又保持一種苛刻的分析態度——看似相似卻有別于批評態度，這必然也要包括分析理解塑造法官思考和判斷的諸多社會和制度條件。這類研究的要點不是我贊同或不贊同某一判決，而是為什么贊同或不贊同。這類研究，至今國內還不多。之前因為判決書不公布，研究少還說得過去。如今判決書全面上網了，已不缺研究資料了；但會有多少人愿意投入這一領域，我也沒信心。擔心的道理多年前我就講過了：中國的判決書其實只有當事人關心，并且關心的往往也只是最后那句話。[20]但有些事，即使沒多少人做，也該做；或者，正因為沒多少人做，才更該做。

屬于這類研究的，有“藥家鑫案”(第三章)的附錄；“虐童案”(第四章)的第三節、第四節，以及“舞劇《紅》案”(第七章)的上篇。第八章借“許霆案”討論司法如何解決某一類“難辦案件”，即依據現有法律無論說理、解釋和論證都不能證成一個合理判決，除非“超越法律”(“違法”)。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分析結論是，更合適、更好的回應方式，是借助現行司法制度來回應這類案件的法律問題。第九章涉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決策更容易出現但必須注意的一個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以各類司法解釋介入它并不熟悉且很少有制度制約的立法領域和公共政策領域，就一些問題事實上行使了“準立法權”，由于“最高”，它要比其他各級各類法院都更容易過界甚至越權，并因此在某些問題上改變了自己與其他國家機構間的憲法關系位置。

雖然討論的是法律事項，但由于法理的關注，有意無意地，其中有些個案分析提出的問題已經超越了法律。對舞劇《紅》的分析最為典型。這一爭議的發生和演變展示了20—21世紀之交中國社會一些深層次的與法治有關的問題：隨著法律日益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許多人變得更有心計了，并都在法治的名目下正當化了。這種情況的彌散，構成一個重大社會生態問題，會是許多人不得不面對的一個重大人生問題。具體從業的法律人可以不思考這些問題，但理論法學人有理由關注這類現象。

我不認為，本書各章對事實的關注方式，個案應對建議或從個案中獲得的法理啟發是正確的，值得推薦。其實，正確從來不是我的最高追求。個案法理分析追求的更多是開放問題，開放智識，更生動、強健和野蠻的思考；更有效溝通理論法學和部門法的理論和實踐。

任何理論話語，長期而言，如果不能以某種方式有助于廣大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實踐，那么它就一定是死路一條，無論什么規劃，或以何種名目出現，也無論從業者何等虔誠，何等努力，都最多只能令其茍延殘喘。經院哲學曾經宏大、系統、縝密和智慧，如“針尖上可以站幾位天使”這種論題。這種情況并不只屬于過去，而是一直就徘徊在我們身邊，最突出的，就是現代社會中，那日漸增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是因為其不高明，而只因為世事變遷帶來的蕭瑟秋風。法學不是經院哲學，也不是數學、邏輯，甚至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它更多是一種職業技能，如果它還有存在的理由，它就必須回應社會實踐的需求。法理更是必須以某種方式讓法學/法律從業者獲得部門法甚或其他學科無法及時提供的些許啟發。社會功用永遠是學術存在的根據。

而這就是本書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