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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困擾我乃至令我感到空虛的還有，文化自信和理論自信的問題，這個中國話語問題，根本就沒法通過說道理來解決。不可能有人一提醒，他人就能確立或提升這種自信。這需要個人的覺悟，明白道理后，做出勇敢的選擇。但真做出了選擇，也未必就能解決。高度關注中國經驗，也不一定取得很好的成果。

學術研究的事是沒法計劃的，“一將功成萬骨枯”也是常事。我不時也會有研究結果與學術直覺、預期全擰的經歷。即便你做出了優秀的成果，也要清醒地看到，學術世界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知識權力的宰制，因此你可能在一定時期內不能獲得恰當的評價，甚至被淹沒，不是被批評淹沒，就是被無視湮滅。這會是很悲劇的。真正的學人必須想透了，看透了。

由于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特點，庫恩理論也早就暗示了，在學術世界中，依據現有范式的常規（重復性）研究，通常會比那些真正有智識和學術貢獻、挑戰的研究，更可能獲得認可，這意味著許多人不可能不考慮一系列實在的利益損失。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由于更關注發表的數量和在什么刊物上發表，中國目前的人文社科學術資助和發表機制客觀上是趨于支持常規研究的。還不能排除，編輯和學界都可能認為那些沒有引福柯、哈貝馬斯、施密特的話，僅僅分析中國經驗的研究不高大上，因此無意中用《法門寺》里賈桂的眼光來看待這類研究成果。基于這一學術格局，出于對趨利避害的人性的理解，不大可能指望有多少人愿意，也不可能有很多人真有能力，來從事這類基于中國的研究。

還有一個大問題是，現在太多中文的人文社科學術作品，無論是否研究中國問題，包括引介西方的研究，都缺少真正的理論解說力。無論是倫理的，還是經驗的，都很難令人感到智識的挑戰和樂趣，很難讓人有舉一反三、觸類旁通，或茅塞頓開的感覺。與此相關但并不等同的是，許多研究成果的敘述太不吸引人，語言不生動，味如嚼蠟。

一個突出的標志是，在中國銷路比較好的社會科學著作，幾乎全是翻譯作品，中文的人文學術著作還有不少暢銷書，但中文社科學術著作幾乎沒有暢銷書。我不認為暢銷書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如果中文的社科著作寫得不生動，這就是作者有問題。研究中國問題，如果沒有很好的表達也不行，無法獲得足夠的受眾，在中國都沒有“中國話語”，又怎么參與國際的學術話語競爭呢？這是堅持“中國學術理論話語”的中國學人必須高度關注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法學界問題更大。部門法往往集中關注法條的規范分析和演繹。他們不大愿意也沒有能力進行政策性分析，更少將中國的法律問題放在中國的歷史、社會、人文語境中來考量，甚至不時會把這些考量視為對法律、法學自主性的不正當干擾。

總體而言，當今中國法學研究更多受教義學研究傳統支配，而隨著法律學人日益從校門到校門，這種傾向甚至有可能加劇。此外，受教科書語言的影響，也受臺灣學人的影響，很多法律學人一直把法律語言的精確表達誤解為枯燥、生澀的語言表達。這些因素也都不利于法學研究的中國話語，使其面臨更艱巨的挑戰。

真正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自己去做，我們身邊人更多地去做一個一個的研究。我認為，在這類學術問題上，號召、告誡、相互鼓勵、督促甚至獎勵、懲罰，用處都不太大。真正好的研究，要靠研究者自身的覺悟，尤其是持續自覺的實踐，這樣不僅能及時發現有學術理論意義的中國問題，更重要的是能體察和理解中國的實踐經驗中隱含的道理，自覺改變自己研究和表述問題的方式，追求一種更生動、有效、接地氣的語言表達。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最后，“中國話語”這個概念也需要界定，要避免各種非智識的誤解。關注中國問題，注重并描述中國歷史以及當代實踐和經驗，并不必定意味著中國學術理論話語的成功和有效的實踐。這只是基礎，真正的中國話語至少是在學術世界中有競爭力的學術理論話語，不能僅僅是自說自話。學人要追求具有一般性的學術表達，更多基于經驗和實證的研究，要有普遍解說力，不能只是缺乏理論意義的對中國現象的特別解說。

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仍然可以借鑒中國古人的簡約表達，不加或很少論證，更多以敘事和斷言，直擊古代文化精英的直覺和智慧，但由于時代和文化的變遷，文化下移導致今天人文社科的預期讀者與古代很不相同了。中國學人必須學會分析和論證，能以樸素、生動的語言講出道理，否則就不可能有真正強健和有普遍意義的學術話語和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