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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將規(guī)范置于具體社會歷史語境中來研究，有了一系列看得見、摸得著的約束條件后，才可能感知規(guī)范的社會實踐會有收益，會有成本，才能察覺其中的所得和所失，才能察覺規(guī)范實際的效果是在不同的個人、群體之間分配收益和成本。這種分配，你認為公平，卻一定會有爭議，因為有切實的利害關系，人們很難達成和分享共同的規(guī)范。注重規(guī)范研究的法學一直不是這種傳統(tǒng)。琢磨和死磕規(guī)范的字眼、含義本身不會有直接可見的重大利害得失。這個學術傳統(tǒng)導致法學者不習慣、不愿意或沒有能力仔細地分析問題。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還必須看到，中國的頂尖大學才開始從教學型大學轉向研究型大學。此前，學術發(fā)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直很低。因此，有許多法學前輩基本一輩子都沒有機會做經驗性的研究，最好的只是編教科書，主要就只是復述和闡述中外先哲或經典作家的論斷。

“文革”后至少一代甚至兩代法學人的學術起步都是以復述前人或他人為主的，不好聽的說法就是“抄”，抄外國的，抄臺灣地區(qū)的，“天下文章一大抄”，好一點的也就是改動個別字句。前些天南京大學的梁瑩事件，真不是偶然的。如果要較真的話，即便我們這一代學者中，這類情況也不少。必須歷史地看中國學術的發(fā)展，當時這類“抄書”就算學術，就算研究了。

20世紀90年代之前文科基本是沒什么科研經費的，沒錢，自然沒法提倡問題導向的經驗研究。即便比較聰明、有想法的老師，又能如何去研究寫作？因此，不少人幾乎一輩子就是重復他們在35歲前后了解的一些概念或命題。人一旦形成了這種寫作風格以后，到中年，還要讓他們改換話語，這實在有點強人所難。

因此，在我看來，即便作為學術追求或理想，強調中國立場和視角，強調關注中國研究，強調接地氣，強調中國話語，當然應當，也必須。但務實地看，卻不大可能真的改變我們這一兩代甚至更晚些的絕大部分法律學者的學術路徑依賴。若過度強求，弄不好還會出現(xiàn)兩種更糟的結果。

一是偽裝的中國話語，在其研究成果中增加一些諸如此類的名詞或命題，作為標簽，作為裝飾，但其中并沒有任何基于中國經驗的智識產出。如今有好多對策研究，甚至有一些專門追求“領導批示”的“研究”，就屬這一類，基本是毫無學術價值的，不可能有學術生命力，不可能真正形成中國話語。

二是一些自稱反對學術意識形態(tài)化的人把中國學術和話語追求作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理解，給你貼上種種標簽，什么思想保守，不同世界接軌，反對普世價值之類的。我回國任教以來一直受到這類指責。能忍也就忍了，忍不住了，我就杠到底：你找找，法學界有誰比我翻譯的英文學術著作更多？2018年我出版了《大國憲制》，實際上十年前我就想做，可是那時我太忙，連睡覺都沒空；如果當時出版的話，更難被理解，引發(fā)的批評和造成的學術環(huán)境，可能更不利于學術發(fā)展。

在我看來，這個中國話語問題，需要研究者有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上的自信，認真關注中國的經驗。但也必須清楚，關注中國經驗，不能只關注或急于回應一些社會熱點事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將其置于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甚至地理語境中，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語境中，來梳理其發(fā)展演變的脈絡，理解、發(fā)現(xiàn)其中的道理。

這種自信，在我看來，就是要相信，我們綿延了數(shù)千年的文明，不像其他古代文明在時光中湮滅了；尤其是在近現(xiàn)代歷史中，中國正經歷著偉大的社會和文化轉型，正成功將一個傳統(tǒng)農業(yè)中國轉變?yōu)橐粋€擁有現(xiàn)代工業(yè)制造、科技和工商的中國。確實，就像毛主席1954年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式上說的，“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yè)”。我們一定有些經驗對別人也有意義，具有普遍的實踐意義，同時也具有智識意義和理論意義。

這些經驗和實踐就在我們身邊，就在我們的傳統(tǒng)中，其中的理論和學術意義可以為人類共享。其中有些，甚至許多，是我們以前沒有關注的，或者根本就沒重視、不理解或理解片面的，甚至可能是長期誤解的。今天，我們有必要，也有可能重新理解。“一切是熟悉的，一切都是初次相逢；一切都理解過了，一切又都在重新理解之中。”我們至少在理論上有最便利的渠道來研究和理解它，也更容易首先在中國社會語境中經受經驗的挑戰(zhàn)和智識的挑戰(zhàn)。

關注中國經驗，不能僅僅關注中國歷史和當代中國的社會實踐，一定得有開放的眼光。

說實話，我對中國許多問題的理解恰恰是我在美國學習了多年之后，才有了一些判斷，或是重新有了判斷。人必須常常換個場景或情境，才可能有真切的感受。隨著視野的擴展，我們就一定會有，也一定要有中國道路和中國話語問題。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真正有價值的學術研究，肯定要有一個國際比較的學術參照系。只有從比較的差異中，研究者才可能察覺哪些是中國的經驗。

當然，真正的天才可以不關心別人，他自己就能把他想說的說清楚。真正偉大的自信，也許就是我活著，沒有哪種力量能殺死我，但我也無需表達，也根本不在意什么表達，我的存在就是我的表達。但是，我們一定要到外面看看，才知道哪些是我們能做的，才能在自己身邊發(fā)現(xiàn)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才能更有效地表達自己，把自己說清楚。一個開闊的國際學術視野，是學術必備的，不是“可以有”，而是“必須有”。

說到具體的“國際學術視野”，又必須警惕。任何學人對國際學術的了解都一定有局限，沒有人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一國的學術也一定有局限，它通常只針對本國的問題在本國語境發(fā)生的。有主見的研究者千萬不能讓自己先前了解或其他學人了解的，其實注定是狹隘的所謂“國際學術視野”遮蔽或壓抑他感受的中國問題，尤其是不能壓抑或遮蔽中國問題促成了那些中國創(chuàng)造。要避免用歐美的經驗來評判中國的經驗，視其為“異端”，視其為必須革除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