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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蘇長和】

剛剛結束的中國共產黨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全面總結中國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積累的經驗、形成的原則。《決定》是現代政治學理論中關于國家治理的一篇經典文獻。《決定》的主題雖然集中討論和擘畫的是關于中國的制度和治理，但是作為一名國際政治學者，我更愿意從政治學一般原理角度，和大家分享我對《決定》中關于制度和治理的認識和理解。

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是現代政治學苦思冥想的一大命題，世界政治學者和國務活動家們（statesman）為此進行著不懈探索。習近平主席甚至將“治理赤字”（deficit of governance）視為當今世界面臨的四大赤字之一。

我個人認為，看一個國家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好不好、對世界有無借鑒意義，無非有三個標準：

一是這套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否有利于穩定和發展，釋放和解放生產力，同時以人民為中心讓更多人民分享到發展帶來的好處；

二是這套制度和治理體系在發展自身的同時不是以侵略、掠奪、犧牲他國獨立和發展為代價的；

三是這套制度和治理體系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能夠很好地處理同外部世界的和平共處關系，兼顧并帶動更多國家實現共同發展。

我想從這三個標準，來檢視中國的道路、制度和治理對我們思考世界政治前途的啟發意義。

現代國家治理首先要解決國家的領導制度問題，這是一個根本問題。無論在任何國家，一個執政集團和政治領導力量，應該將民心、民本、民生、民主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位置。在中國，領導中國的核心政治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恪守的一個價值觀，就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將為人民服務作為奮斗的宗旨。如果用簡潔的政治學概念來表達，我們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是來自人民（from the people，從群眾中來）、扎根人民（in the people，同人民命運與共）、為了人民（for the people，為人民服務）。這是人民民主的真諦！在中國，民比天大。中國共產黨始終把人民滿意不滿意、人民是否公平均衡地獲得我們發展的成果，作為執政和治理的重要考慮。

大家可以看到，《決定》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制度作為中國國家制度體系的首要位置，同時在制度設計上，我們形成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七十年來，我們在中國國情和土壤上創造性地形成的新型政黨制度（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協商民主制度（consultative democracy）、全過程民主（all process democracy）等等，這個制度體系，就是始終把人民擺在政治的中心位置。到2020年，中國將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這么大人口規模的整體脫貧，是人類幾千年歷史沒有的例子。

雖然我們在全民脫貧問題上還會有不少工作要做，但是，我們人民為中心的制度體系一直在用力解決這個問題。我知道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給了貧困研究的學者，但是我個人認為脫貧問題不是抽象的、空想的、在實驗室中推理的，而是實在的、具體的，需要具體制度來保障的。我們中國的制度和治理是把人民作為中心的，這是中國政治的大道所在。

我想講的第二個制度和治理的標準，是一個國家在發展自身的同時不是以侵略、掠奪、犧牲他國獨立和發展為代價的。我不認為一個將自己的美好生活建立在其他國家和民族痛苦基礎上的制度和治理模式是好的。世界各國生活在一個共生的體系中。如果各國的制度和治理都將本國發展建立在掠奪和犧牲別國發展受基礎上，那么這樣的制度和治理模式對一個新型國際關系和好的國際秩序建設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中國過去是殖民體系的受害者，我們對此有痛苦的記憶，在座的很多國家都有此痛苦的經歷。中國人在設計自己的制度和治理的時候，一是要維護好自己國家核心獨立利益，但是同時尊重別國的獨立和利益。人類社會進化的一個基本規律，就是自己過得好，也要讓別人過得好（live and let live）。我們在座的國家的黨政代表，敘利亞也好，柬埔寨也好，都和中國一樣有過近代不平等體系的痛苦遭遇。今天的世界，我們目睹著霸權和干涉，目睹個別國家將自己發展建立在掠奪和犧牲別國獨立和發展的基礎之上。

我認為，這不是好的國家制度和治理模式。對這類國家的現代化模式，我作為一個學者，并不敬佩這種制度和治理模式，這種模式更不值得效仿。一個好的國家制度和治理模式，應該在實現自己發展的同時不犧牲別國的發展。我是一個國際政治學學者，從歷史和國際比較來看，中國的制度和治理模式在實現自己現代化的進程中，沒有對外侵略，沒有對外殖民，沒有將自己發展建立在犧牲別國獨立和發展的前提上，而是時刻通過內部創新和消化壓力的基礎上。難道這樣的制度和治理模式不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嗎？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被寫入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我要說的現代制度和治理的第三個標準，就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能夠很好地處理同外部世界的和平共處關系，兼顧并帶動更多國家實現共同發展。中國一直強調，世界上只有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還不行，只有更多的國家走和平發展道路，和平發展道路才能走得通，才能夠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和其他國家一起共同發展。今天的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國處于一個命運共同體狀態。非洲有句諺語，說的是“如果你想走得快，你就獨自一個人走；如果你想走得遠，和大家一起走。”中國有句古話，叫“三人行，必有我師也。”

我們中國過去發展速度比較快，但是我們日益認識到，只有我們自己的發展是不夠的，我們在發展自身的同時，應該和其他國家一起合作，實現共同發展。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這樣的世紀宏偉工程，就是希望將中國的發展同更多國家的發展結合起來，大家一起實現共同發展。“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決定》最后部分將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中國共產黨人在國際上奮斗的目標，體現了中國制度和治理的世界追求。

以上三個從中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特殊經驗中概括出來的一般標準，是可以具有普遍解釋力的，如果各國制度和治理都做到這三個標準，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會具有更堅實的國內制度和治理基礎。一個國家的制度和治理，決定了其發展道路和發展質量。今天，各國都在探索適合自己的制度和治理模式，這是21世紀政治學的一個大命題。《決定》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世界大黨，在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和治理探索上貢獻來自中國方案的政治思考和回答。我相信，我們在治國理政經驗上進行交流互鑒，一定能夠共同促進世界政治文明的發展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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