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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悶的政治學與迷茫的世界

每在世界歷史發展的關鍵時期，大國的發展道路都會格外引人矚目。當今世界，發展道路的多樣化是一個潮流，這個潮流無疑為各國提供更多自由選擇的可能，也為人類的發展方向提供了新的參考。

冷戰結束以來，人們試過了不少發展道路，個別國家也用了不少心思對外力推其發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但是近三十年來實驗表明，效果不佳，且有時還加劇當地的動蕩。今天世界越來越多先覺的人士開始認為，普世價值以及由此派生的唯一的道路、制度模式，與多樣多元的世界是不合拍的，世界對共同價值的需求，以及人們對共同價值的追求比對普世價值的追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表現的如此迫切。隨著知識的普及以及世界范圍內的社會政治自覺運動，人們探索不同的政治發展道路，各種不同政治發展道路的有序競爭的過程，自然會改變未來世界秩序的圖景。

在政治學理論處于沉悶之際，中國政治發展道路、中國政治模式或者中國的制度體系，成為刺激學術研究和理論創新的重要樣本和經驗。這個問題不僅吸引政治學者參與討論，由于中國政治發展道路具有外溢效應，同時也激發國際關系和外交學者參與討論，以思考這種道路和制度模式對未來國際關系和世界秩序的影響。這個問題的討論是開放的，并不只是中國學者在關注，它同樣吸引國際學術界的參與。

對抗式民主和協商式民主：防止democracy變成democrazy

人們以前關注美國民主，今天越來越多的人關注中國民主。人們以前讀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現在開始讀中國共產黨人的經典民主文獻，例如毛澤東的《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以及理解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時期的民主創新。

從政治制度的國際比較來看，有的通過對抗制衡原則來安排政治制度，有的通過協商合作原則來安排政治制度。表現在民主問題上，我將民主分為對抗式民主和協商式民主良種。

我認為對抗式民主模式不是人們追求好的政治秩序的制度模式。在西方民主制度設計中，帶有很強的對抗式的印記，有時大家有共識的時候，對抗式民主對國家治理的影響要小些，但是一旦共識分裂以后，國家治理就會出問題。這種對抗式民主經過包裝以后還被推銷到世界各地，我們看到不少國家在輸入這種對抗式民主制度模式后，國家和社會陷入強烈的沖突和對抗之中，有的時候，對抗式民主甚至成為滋生極端主義的溫床。在對抗式民主指導下，我們經常看到democracy變成了democrazy。如今，democrazy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西式民主在國際上推廣后的代名詞。

中國民主政治模式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制度弊端。中國在這方面找到的道路就是協商民主模式。協商和對抗是天然對立的，要對話不要對抗，要協商不要推諉。中國制度設計以及在政治發展進程的實踐中，努力避免對抗民主的消極因素。所以，中國政治精神強調協商的“合”，不像對抗式民主制度那樣強調對抗的“分”。外國政治學者研究中國如果只按照“分”而不是“合”把握中國政治，造成的誤讀誤判誤解的例子有不少。

我在國際學術交流中經常有人問，你們中國的規劃很有意思，在發展中作用很大。其實，世界上并不是中國才有規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有。但是為什么有的國家的規劃執行的比較好，有的國家的規劃可能很好，但是執行效果不理想？我們的規劃的合理有效的政黨制度為保障，是在協商民主而不是對抗民主下做出來的，這樣既保證了科學性和可行性，也保證了連貫性和穩定性。

簡單地說，我們規劃的績效是建立在“一屆接一屆干”（step by step）的基礎上的。在對抗民主和競爭政黨制度下，經常不是“一屆接一屆干”，而是“一屆對著一屆干”（step against step），規劃自然很難連貫穩定地做下去。我這樣說，不是說我們的制度和規劃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了——我們的制度和規劃也是在不斷發展和完善中的，也不是否定其他國家選擇的政治制度，我的意思是，我們的民主制度有其比較優勢和內在優勢。

協商民主、中國道路和世界秩序

一個好的世界秩序，仰賴較好的國內秩序支撐。民主和平論假設世界上各國都變成所謂的西式民主國家，就會有好的世界秩序。這個假設在邏輯和經驗上都存在很大的漏洞。這種認為趨同的政治發展道路就會帶來一致的世界秩序的觀點，是很危險的。我們在實踐中可以看到，像羅爾斯的自由理論，已經威脅到世界秩序，而不是對世界秩序建設性地起引導作用。從基本的學術規范和外交規范來看，一個國家是沒有權利以其界定的自由或者民主概念，將別國視為非民主、非自由國家而予以隨意干涉的。這違背國際秩序的基本原理，因為國際社會所以能有秩序，是因為它遵從一個最底線的原則，也就是任何一種國際秩序和國際法，不能建立在要求所有成員采納同樣國內制度的基礎上。歷史上國際秩序，凡是遵從了這一底線原則，國際秩序基本有保障，如果不遵從這一原則，國際秩序的根基就會出問題。

這就需要我們回到中國所講的，人們究竟是追求同而不和的秩序，還是和而不同的秩序？世界秩序不能建立在對抗基礎上，這就如同國內秩序也不可能建立在對抗基礎上的道理是一樣的。問題的關鍵是，人們如何在尊重差異，特別是尊重多種政治發展道路的現實中，尋求和諧共生的秩序。

這又提出協商的重要性。這種協商并不只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協商，還包括國內政治和國際關系的協商，因為在對抗式民主制度下，國內政治經常否定國際合作協議，這方面的例子最近特別多，導致國際合作舉步維艱。對于國際關系來說，從中國政治發展道路、中國政治模式、中國制度體系所包含的外交含義來看，其努力在世界上創造一個多樣制度模式如何通過協商走向共生的秩序，中國道路為人類面臨的共性問題以及自身面臨的個性問題，探索和提供了新解。這方面中國一直矢志不渝地做，但僅僅靠中國一家來做還不行，需要更多的國家一起來做，如果這樣，我們或許可以走向更好的一種世界秩序狀態。

（本文為作者2016年5月24日在世界中國學論壇韓國分論壇會議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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