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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現實導致現代經濟學核心理論失靈

上述的貨幣變性、金融變性及基礎要素變性引發了一系列核心經濟學理論的失靈。

第一，價格理論失靈。我們知道的均衡價格理論，馬克思叫價值規律及生產價格理論，其實就價格運動而言二者是一致的。但是現在，在生產要素市場和資本市場上，價格不再由生產價格或均衡價格規律決定。因為買進是為了賣出，導致追漲殺跌（即正反饋），需求曲線不再向右下方傾斜。這背后雖然有老百姓的從眾心理，或者說羊群效應(5)，但深層原因則是資本大鱷的市場權力在起作用。這是因為從眾心理的存在和資產價格需求的正反饋機制，使資本大鱷的贏利模式產生變化。在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理論中，供求自動趨于均衡的前提是“利他利己”的贏利模式，即生產企業通過提供質優價廉的產品來獲得消費者的青睞，擴大銷售，從而獲得利潤；而在具有正反饋機制的資本市場上，資本大鱷又產生了金融市場上常見的“損人利己”的贏利模式，即資本大鱷通過自身的市場權勢引領市場、塑造價格走勢來謀求暴利。這一損人利己型贏利模式導致價格的暴漲暴跌，這又迫使政府介入并經常成為金融市場的參與者。由此，金融資產的價格決定就不再是純市場行為，而是在國家、核心資本集團、市場自發勢力三種力量的互動過程中生成，在很大意義上，是由金融權勢擁有者刻意操控而形成的，也就是說，在資產與證券市場中，不再是市場供求雙方自發力量形成的均衡價格，而是擁有金融市場權勢的資本集團引領塑造出來的建構價格。

第二，市場理論失靈。上述均衡價格理論失效的后果就是市場從一個統一的平面市場，轉變為分層的結構性市場。其中，作為投資品的生產要素成為不同于一般商品市場的另一類市場。簡單地說，在一般商品市場上，均衡價格調節還能起到決定性作用，比如服裝、玩具、消費電子等等；但在投資性生產要素市場上，自發市場便不再起決定性作用，而是由國家、核心資本和市場自發力量三者互動，對價格與供求進行建構的。我們只要想一想匯率是怎么決定的，利率是怎么決定的，土地的價格、資本的價格、人才的價格、高新技術的價格，甚至高新技術交易的可能性，就容易知曉這些重要生產要素的價格與供求都基本脫離了自由市場的競爭，而是在全球商品與金融交易所中由市場權力結構塑造出來的，是在國家權力的直接與間接參與下形成的。而在這種市場權力中，既有大資本的金融購買力、市場營銷力、組織執行力，也有國家的外交、立法、情報、軍事及意識形態控制等系統性權力（只要想想當下的特朗普現象就明白了）(6)。

回看一下經濟史，其實西方國家的崛起不完全是由于它們所謂的法治化、市場化和產權保護這套制度，因為這套制度得以實施的基礎，是這些國家通過軍隊、外交、制定國際標準等強制力量，打造出對本國有利的重要生產要素的供應能力之上的。事實上，一個國家能不能有效協調國家、資本和市場三者的力量，形成合力，打造一個有利于本國的基礎生產要素的供給能力，是這個國家能不能崛起的關鍵。市場決定論，即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理論，如果說還基本適用于普通商品市場的話，對于基礎性生產要素市場則基本上不適用了。此中原因，正是因為作為投資品的基礎要素的價格與供求都已受到國家與市場權力的塑造，在千里之外的全球交易力量的翻云覆雨中決定的。在這個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時代，不加區別地泛談市場決定論，排斥國家在重大市場要素領域（如我國今日之核心技術）的戰略引領和市場協調塑造之建構功能，不論懷有多么美好的愿望，結果只能是禍國殃民。

第三，貨幣計量指標的失靈，即廣義貨幣M2這個貨幣供應量的主要計量指標已經不再能夠衡量當代經濟體系中的有效購買力了。眾所周知，M2(現金加存款為主) 一直是貨幣當局和經濟學界計量一國貨幣流通量的基本指標，至今鮮有質疑的聲音。實際上，隨著現代貨幣市場的持續高速增長，在形成有效購買力的金融工具中，儲蓄存款及現金已經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來自債券、股權、信托、保險、資管及其他各種形式的非銀行資金體系的供求。這些資本市場的新型融資工具在定義上不屬于M2，但從形成有效購買力這一功能而言，它們與M2并無區別；而且，在現實中，這些資本市場融資工具的放大能力比M2還要厲害！因此，在當代實體產業經濟與虛擬資產經濟并存的現實經濟體系中，計量全社會經濟貨幣的總量，不僅要看M2，更要看各類資本市場的融資工具。

與此相關，由于只用M2來計算社會貨幣流通量，導致我國經濟學界（甚至包括央行）對中、美兩國貨幣量產生誤判。例如，2012 年，中國M2有99萬億，GDP有52萬億，單位GDP的貨幣占用為2左右；而美國M2只有約10萬億美元，GDP有16萬億美元，單位GDP的貨幣占用量只有約0.6！這樣比較，中國貨幣量是美國的3倍多！那中國是不是貨幣超發？其實，這是張冠李戴了！美國儲蓄率低，銀行存款少，M2當然也少；但美國資本市場大，債券股權、信托、保險、資管、基金等金融工具的融資規模遠遠超過了銀行存款規模。下表（表 2）顯示，2011年美國M2和資本市場融資總額超過67萬億美元，這才是美國國內形成有效購買力的真正的廣義“貨幣量”，與同年美國GDP（15萬億美元）相比，單位GDP占用的貨幣量高達4.5，而中國2012年M2與資本市場融資總和不到160萬億人民幣，單位GDP占用貨幣量為3。總之，單看 M2，中國貨幣比美國超發2倍，若看能形成社會有效購買力的各種金融工具，則美國國內的“錢”比中國超發50%多。

表2：美國金融業資產負債表  2011

（單位：10億美元）

應該說，全球M2的擴大，或者流動性的激增，起因在美國，中國是一個被動接受者。紙貨幣是持續超發的，金融工程是不斷“創新”金融工具來吸納超發的紙貨幣的，而市場是雙層的，價格在基礎生產要素領域是被建構的，其結果，是M2可以不多，但具有購買力的金融流通性卻超多，多到泛濫成災! 因此，M2不再能夠有效衡量購買力了。

第四，傳統的貨幣需求理論失靈。原來MV=PQ，所以央行會盯住M2。但現在，上述的貨幣總量會被現代經濟的兩個子系統吸納，一個是實體產業經濟的運行對貨幣的需求，這里有一個 M1V1 = P1Q1 ；另一個是虛擬資產經濟子系統，包括房地產這類資產、作為投資品的生產要素市場和各種金融衍生品市場，這里則也有一個 M2V2 = P2Q2 ，但后一類市場子系統的P2不是物價，而是資產和證券的價格。產業經濟和資產經濟的兩個子系統的貨幣需求加總后，才是國民經濟總的貨幣需求。又因為貨幣能夠自由地在這兩個子系統之間流動，就產生了很多以前不曾出現的現象。例如，貨幣量增加，但商品部門的價格，即物價沒有上漲，而資產價格上升；又或貨幣量不變，但商品價格卻上升了，因為貨幣可能從資產市場回流商品市場。兩個市場流通的是同一種貨幣，資本市場火熱時，貨幣大量涌向了資本市場，即使增發貨幣，實體經濟仍可能資金短缺。

第五，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失靈。凱恩斯發明的經典貨幣政策機制，即“貨幣 –利率–投資–就業”這一傳導機制，現在失靈了。這些年歐美日各國貨幣量增加驚人，利率徘徊在極低位，甚至負利率水平上，但實體經濟投資很少。

與此同時，我們又發現另一個重要現象，就是貨幣變成資產，資產配置負債，從而抬升經濟活動，導致所謂GDP的增加。當然，在美國，這個經濟活動不是發生在實體經濟中，而是發生在虛擬交易和福利消費領域，因此只能有效于一時，最終以2007年后的金融危機告終。

吊詭之處是，在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救市挽救GDP的方案還是貨幣變成資產，資產配置負債的操作。按2007年年末數字，美聯儲在危機爆發后反應迅速地通過公開市場向銀行體系注入了486億美元作為救市前奏。至2008年，美國的救市法案TARP（問題資產解救計劃）全面運作。到當年末，美聯儲從公開市場渠道的再貸款渠道向銀行體系直接注入5111億美元、回購/逆回購渠道回收2647億美元，同外國央行達成貨幣互換向國際美元市場注入5307億美元，向券商注入455億美元，購買衍生品197億美元，并向新成立的專門救市的基金公司注入4449億美元，2008年共注資1.3萬億美元！貨幣重整金融資產負債成為拯救美國經濟幾乎唯一的有效手段。

第六，央行角色的裂變。傳統貨幣政策失靈還帶來一個后果:央行開始把財政變成附屬。照理赤字財政很難持續，但歐美國家長期實行赤字財政，靠什么呢？靠的是央行的貨幣發行。這就使財政政策逐漸依附于央行了！現在又進一步，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就是大型企業的股權和資產也進了美聯儲負債表中的資產項。過去，央行發行貨幣，其資產依托是黃金儲備、特別提款權和國債等等，現在美聯儲直接持有AIG這種巨型公司的股權，直接買進各家“大而不倒”的金融公司的有毒資產，從而使企業股權與有毒資產變成美聯儲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然后它發行貨幣，記為負債，這樣資產負債表還是平衡。結果是，央行成了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結果的最終背書人，成了市場體系中微觀資產的交易主體。顯然，這是央行性質的一個革命性變化(8)。

第七，這里的啟示是什么呢 ? 就是貨幣開始從因變量，即中性貨幣演變為自變量，變成了一個啟動經濟過程的始發力量。原因就是在于貨幣能夠直接變成資產，資產對應負債，然后創造出新的經濟活動。但這個過程能不能持續？長期看是好事還是災難? 這都取決于超發的貨幣投向了什么領域，是投向生產性資本的積累，還是像歐美一樣的福利消費和虛擬資產的交易? 由此觀之，中國過去30多年的成功，關鍵之處就在于中國自主創新的國家級開發性金融機構和地方金融平臺。這兩者實際都是用借債的方式籌集資本金，投入到實體經濟，集中體現在中國各類基礎設施的數量和質量上，它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盤面(9)。 前邊已講過國家協調要素供給能力的重要性，這里不再重復。需要強調的是，政府在這個領域的重要經濟職能，就是整合與協調核心資本及市場自發力量，形成一個與國家戰略方向一致的力量，建構對國民經濟長期發展有利的基礎生產要素的供給能力，包括土地、資本、勞力、技術、能源以及生態資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