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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肆無忌憚踐行雙重標準，將監聽商業機密通訊作為所謂“公平貿易”的必要組成部分，毫無商業倫理可言。

冷戰時期，美國與所謂“五眼聯盟”的成員，建設并完善了被稱之為“梯隊”的全球監控系統。這一系統最初的宗旨，是服務于冷戰時期對蘇東陣營國家的信號情報搜集需求；但1999-2000年，歐洲議會持續收到投訴，稱歐洲企業，如空中客車公司等，在與以波音公司為代表的美國企業，進行正常商業競爭時，時常遭遇對手的“精準-降維打擊”，莫名其妙地丟失本該得到的訂單；歐洲議會組建專門的臨時委員會，于2001年發布調查報告，發現這些歐洲企業遭遇到的降維打擊，就是波音公司等美國企業直接“借用”梯隊系統，監聽商業機密通訊，竊取對手經濟情報，繼而在競標中通過針對性的措施，予以“勝出”。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美國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一套雙標到近似扭曲的判定標準：為了保障美國企業獲勝，必須保持監控，這不是濫用，這是正常商業競爭的一部分；但如果美國企業輸了，那么贏的那家企業一定是得到“國家情報力量支撐”，“竊取美國企業商業機密”。對中國讀者來說，再眼熟不過；這套判定標準，從2015年之后就曾經反復應用于對中國政府的無理指責、以及對中國企業的蠻橫打壓中。

第三，毫無分寸的監控普通網民，入侵并獲取海量沒有情報價值的個人信息。

人權、個人隱私保護……這些經常被美國政府掛在嘴邊，當做肆意抨擊其他國家和政府的理由及價值依據。但2013年斯諾登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使用“棱鏡”系統對全球進行監控之后，即使如BBC、《華盛頓郵報》等西方主流媒體，在經過詳細的核實與調查之后，也不得不尷尬承認，國家安全局NSA監聽著的90%是普通網民，而不是那些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適合相關法律規定的所謂“外國情報”監聽對象。

據BBC引述《華盛頓郵報》的報道內容，花費了4個月時間，評估了國家安全局自2009年到2012年收集的大約16萬封電子郵件和短信，以及從大約11000個網上帳戶中收集的7900個文件，最后發現其中九成是“情人間的竊竊私語”、“幾乎像偷窺般地”講述“戀愛、傷心、性關系、精神崩潰、政治和宗教對話、錢財方面的擔憂和希望、失望等等”。

美國國家安全局總部（圖片來源：ICphoto）

無論是當時入主白宮的奧巴馬，亦或后續繼任的特朗普、拜登等，均未用美國一貫對待其他國家人權態勢的高標準、嚴要求，進行讓圍觀者可以感受到的有效調整與變革，而是或狡辯，或生硬否認，或裝睡當做沒看見、沒發生、不知道，蒙混過關，毫無悔改。

第四，以直接損害商業活動信任基礎為代價，進行極為罕見的供應鏈污染行動。

2020年2月11日《華盛頓郵報》刊發題為“本世紀的情報之變”（The intelligence coup of the century）的深度調查報告，披露在超過50年的時間里，通過一家名為Crypto AG的瑞士加密設備制造商，美國中情局與西德情報機構合作，以污染算法降低加密強度等方式進行“后門預置”，然后將其出口給120多個被美國認定為是“盟友“的國家和地區，受害者名單中包括巴列維時期的伊朗、由美國情報機構扶持的拉丁美洲軍政府、被美國確立為“南亞民主櫥窗”的印度，冷戰時期在南亞扶持用來對抗蘇聯影響擴大的巴基斯坦，甚至還包括西方宗教中心梵蒂岡。

這些客戶對美國出售的設備毫無警惕與防范之心，沒有想到美國不僅對盟友下手，而且還敢于采取污染供應鏈這種會對整個產業生態產生負面影響的方式，冒天下之大不韙。從實踐中，美國國家安全局還設置了具備專門的物流劫持和供應鏈污染能力的定制接入辦公室（縮寫TAO），大量研發可以置入思科等公司硬件防火墻中的軟硬件裝置，繼而將”加料“的設備”精準“推送到包括美國盟友在內的全球各類行為體手中，肆無忌憚地進行情報監聽，毫無底線地污染和影響全球營商環境。

相比上述行動，更令人感嘆的是，美國精英對此種流氓行徑的無恥認知：在調查報告問世前，2000年3月17日，美國前中情局局長詹姆斯 伍爾西（James Woolsy）在《華爾街日報》署名刊發題為《為何我們要監聽我們的盟友》（Why we spy our allies）的文章，以極度標準的美式自戀邏輯指出：監聽盟友，是保障美國企業獲得“公平貿易”機會的必要前提，因為美國企業是最好的，如果美國企業競爭不過，那么一定就是盟國企業“作弊”，所以美國企業必須監控盟友，確保自己能“公平貿易”。

無獨有偶，13年后，2013年前中情局雇員斯諾登披露“棱鏡”項目后，時任美國海軍分析中心（縮寫CNA）全球戰略事務的首席分析師科比（Elbridge A. Colby）于同年12月4日在美國國家利益網站刊發題為《為何我們必須監視我們的盟友》（Why We Must Spy on Our Allies）一文，明確指出“有時美國的重要利益與我們的朋友所保守的秘密有關（所以必須進行監控）”，以此為美國強行辯護。

此后的2014到 2017年，科比進入新美國安全中心，成為以奧巴馬政府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命名的羅伯特蓋茨高級研究員；2017年后，科比進入美國國防部，先是國防戰略撰寫人，后來升任負責戰略和部隊發展的副助理國防部長。

披露“棱鏡門”的美國中情局前雇員斯諾登（圖片來源：ICphoto）

很顯然，長期以來，以“三無“方式濫用網絡監控能力的流氓霸權，已經成為全球網絡空間安全、穩定與發展的最主要的麻煩制造者。客觀上，在遭遇“三無”監控之后的逆來順受、息事寧人等做法，無論是對受害行為體本身的利益，還是對全球網絡空間的長期發展來說，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作為最主要受害者之一的美國盟友，應該拿出真正的勇氣來踐行所謂基于真正多邊主義和國際法的國際規則，勇敢對實施霸凌行為的網絡流氓說”不“，繼而用切實行動來反擊這種威脅全球網絡空間的負面行為，并與一切負責任的行為體一起，朝著建設真正意義上能造福全人類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邁出堅實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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