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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期間，NSA極度活躍，進行了一些標志性的行動：

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國家安全局實施了“三葉草行動”。在未得到明確的總統指令或國會授權的情況下，監聽進出美國的電報。

20世紀60年代，NSA通過提供“北部灣事件”（北越襲擊美國驅逐艦馬多克斯號）的證據，在擴大美國對越南戰爭的承諾、使美國全面卷入越戰方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美國對北部灣事件的處理中實際上蘊含了一個巨大的失誤——NSA有意識地隱藏了一些證據，這些證據證明，當時可能根本沒有發生這樣的襲擊，是聲納兵因初上戰場的緊張而把噪音錯誤地歸結為攻擊的信號。NSA對相關材料的掩蓋導致美國在錯誤情報的誤導下擴大了越南戰爭，這對美國本身產生了負面影響。

20世紀60-70年代，美國國內民權運動風起云涌。這時，NSA設立了“金尖塔”秘密行動計劃，監聽弗蘭克·丘奇和霍華德·貝克等參議員、小馬丁·路德·金等民權運動主要領導人、批評越南戰爭的美國記者和運動員等知名人士的電話通訊。甚至，據說，瑪麗蓮·夢露在與肯尼迪總統傳出緋聞后，也成為了該項目監控的對象。由于監視美國公民，這一項目遭受了巨大爭議。NSA的內部審查得出結論：這一計劃即便不是完全非法，至少也是聲名狼藉。

1975年，水門事件后，被監控的議員弗蘭克·丘奇領導“丘奇委員會”組織了國會聽證，發布了著名的“丘奇報告”。該報告進一步揭露了NSA的境外合作，比如，NSA和英國負責信號情報監控的政府通訊總部（GCHQ）合作，經常攔截簡·方達拉、本杰明·斯波克等著名反戰人士的通訊，根據1974年被銷毀的秘密檔案，NSA還對這些人做了追蹤。

弗蘭克·丘奇（圖源：History Hero BLAST)

尼克松總統辭職后，美國政府對涉嫌濫用職權的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開展了多項調查，最終于1978年通過了“外國情報監控法”，以對在美國進行的大規模監控做出限制。根據外國情報監控法的規定，如果要監控美國公民的通訊，必須首先在外國情報監控法法庭上取得許可證，該許可證被稱為變相的信號情報搜查令。

不過，也有人指出，外國情報監控法法庭本質上是一個“橡皮圖章”——情報法庭的存在本身是秘密的，其所收到的申請是秘密的，簽發的搜查令是秘密的，拿到搜查令后要求相關通訊公司進行配合時發出的傳票也是秘密的，在這種情況下，可操作的空間就很大。

之后，20世紀80年代，柏林迪斯科舞廳爆炸案發生后，NSA截獲了利比亞政府和爆炸案實施者之間的通訊，以此為由指控時任利比亞總統卡扎菲是柏林迪斯科舞廳爆炸案的幕后元兇。時任美國總統里根由此作出決斷，于1986年轟炸利比亞。

911后“起死回生”

冷戰結束后，歐洲議會根據多年的調查，于1999年發布了一份題為“監視技術的發展和濫用經濟信息的風險”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NSA介入了大量經濟活動。

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美國的波音公司和歐洲的空中客車公司競爭沙特阿拉伯的生意，起初空客拿到了合同，但在合同簽署前夕，沙特方面突然變卦，與波音公司簽約；空客公司當然不愿吃虧，于是把訴狀遞到了歐洲議會；隨后的調查發現，波音公司從NSA借到了原本用于監控蘇東陣營全球電子通訊活動的“梯隊系統”，監聽、破解了空客公司的加密商業通訊，將通訊內容拿去給沙特方面的談判代表看，說服其與波音公司而非空客公司簽約。

根據歐洲議會的調查，類似案例至少發生過50起。在一些案例中，美國直接“搶走”了合同；另一些案例中，美國企業在拿到歐洲方面的商業機密、得知歐洲方面的底價后，以微弱但精準的優勢在競標中取勝。由此，美國在經濟活動中獲得了大量收益。

當然，后來，在2001年前后，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沃爾西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署名文章《為什么我們監控我們的盟友（Why We Spy on Our Allies）》，對NSA的商業間諜行為做出了強悍的美國霸權式辯解。本文非常理直氣壯地指出，之所以監控盟友，是因為盟友“在競爭中采取了不當手段”。在美國政府發現了這些不當手段之后，“甲方爸爸”們“良心發現”，認為“不應該讓歐洲的公司以不當手段拿到合同”，所以把合同“獎勵”給了美國企業。在此過程中，美國政府是“無辜”的，“不存在企業和政府聯合進行商業間諜活動的行為”。

冷戰結束之后到2001年反恐戰爭爆發之前，是國家安全局相對比較低調、日子也比較難過的一段時期，為什么？因為客觀上講，美國國內的民眾對于國家安全局、中央情報局等情報機構，始終是存在某些反感情緒的。這些機構的情報收集活動不可避免地損害個人隱私，代表著國家權力的擴張。而在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框架下，既然不存在蘇聯這樣的重大外部威脅，這種國家權力的擴張就缺乏正當理由、很難站住腳跟。

總體上，在這段時期，無論是中情局、聯邦調查局抑或NSA，日子一直都不太好過。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的背景下，美國國內民眾認為，政府的這種監控行動沒有任何合法性根據，所以要求上國會接受聽證，聽證的結果很可能是這個項目被徹底砍掉。

但是，2001年后，情況發生了改變。“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后，美國公眾對政府部門的安全行為和國家安全政策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轉向。相關調查指出，當時近6到7成的美國民眾表示，愿意用個人自由交換國家安全，也就是說，為了讓國家更加有效地保障我的安全，我愿意在個人隱私信息、自由等方面做出相應的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