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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展望：痼疾仍需猛藥，不宜過度樂觀

在筆者看來，對印度的長期前景應當謹慎看待。印度經濟看似活力四射，但實際已經陷入沉疴，自身發展遭遇阻滯，也在一定程度上令外資逡巡不前。如要兌現經濟潛力，釋放要素紅利，印度首先應當加快經濟和社會改革，破除阻礙其發展的種種痼疾。具體而言：

第一，釋放人口潛力存在挑戰。截至2019年，印度約有13.7億人口。同時，印度人口結構較為年輕，據預計2020年印度人口平均年齡為29歲，遠低于中國的37歲和日本的48歲。15—64歲人口占67%，處于世界較高水平，或將超過中國成為全球人口第一大國。此外，印度人口城鎮化率僅有34.0%，遠不及發達國家，亦低于“金磚五國”其余四國以及土耳其、印尼等新興經濟體，城鎮化空間很大。

但龐大的人口規模難以快速轉化為優質的人力資本。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統計，印度成年人口識字率僅為74%，遠低于中國（97%）、俄羅斯（100%）、巴西（99%）等其他金磚國家以及越南（95%）、印尼（96%）等東南亞新興國家，與尚未擺脫最不發達國家地位的孟加拉國相等。印度15—24歲青少年識字率達到92%，但相比其他國家并無優勢。勞動力充足也掩蓋不了人才短缺的問題：在人力資源機構萬寶盛華（ManpowerGroup）的2019年《人才短缺調查》中，印度以68%的“難以找到合適崗位人選的企業比例”名列前茅，受教育程度低及女性勞動參與率低都是原因。

印度復雜嚴苛的勞動法也是掣肘之一。至莫迪的第一個任期時，印度共有多達44部全國性的勞動法，存在法律過多、工會力量過大、勞動糾紛法過度保護雇員、女性就業受限制等問題。正規經濟部門用工不靈活和合規成本高使得大量勞動力仍然集聚在低效、低收入的非正規部門，需求好轉無法充分轉化為就業增加，這反過來又制約了經濟的增長。

《神秘巨星》劇照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測算，印度勞動參與率只有49.3%，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和東南亞新興經濟體，在金磚五國中也排名最后。目前，莫迪政府正在推行勞動法改革，試圖將44部勞動法合并為五部（工資法、職業安全法、健康和工作條件法、工業關系法、社會保障和福利法），但預計將受到來自工會等群體的阻力，能否真正落實也有待觀察。

第二，基礎設施落后，財政壓力制約莫迪“大興基建”。完善的基建是發展制造業、促進產業帶和都市圈形成的基礎，但印度的基礎設施飽受詬病，例如鐵路存在四種不同規格的軌距，嚴重影響客貨連通；封閉式高速公路里程僅有上千公里，密度為全球最低；發電量不足，等等。在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5]中，印度基礎設施綜合分排名從2018年的第63下降到2019年的第70，電力普及程度、供電質量和公路通達能力相對中國均有較大的成長空間。

對此，莫迪在2019年印度獨立日上宣布在未來五年投資百萬億盧比（約1.36萬億美元）用于基建，以助力其打造五萬億美元經濟體的目標，未來25年總共將投入4.5萬億美元。這對于印度的國民經濟發展有強大的推動作用，為了落實計劃，印度政府或許需要著重考慮資金來源。

在影子銀行緊縮、PPP效果不佳的情況下，基建將需要政府資金拉動。一方面印度經濟“正規化”進展較為緩慢，財政收入增長平緩，另一方面減稅等寬財政措施推行，可用于基建的財政空間也將一定程度縮小，印度2020財年（2019年4月—2020年3月）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超出計劃80個基點，達到了4.6%。從公布的印度2020財年收支重點來看，基建占預算比例似乎并不高。

除此之外，2020年3月，印度政府為抗擊疫情公布一項1.7萬億印度盧比（約226億美元）的刺激計劃，主要用于現金轉移支付和食物保障措施，進一步縮小了可用于基建的政府資金規模。因此如何落實雄心勃勃的基建計劃仍是印度政府未來的工作重點之一。

第三，保護主義傾向嚴重，全球產業鏈參與程度低。在二戰后的四次全球產業轉移中，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中國大陸均通過承接外國產業、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和后來的世貿組織以及締結自貿協議，實現了經濟的跨越式增長。但印度并未走上貿易自由化之路，2019年印度適用于最惠國的簡單平均關稅稅率高達17.6%，遠高于中國的7.6%和越南的9.6%。

2019年11月，由東盟十國發起，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參與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協定談判完成，但印度最后退出協定，理由是擔心其缺乏競爭力的工業體系受中國出口沖擊，導致對華逆差擴大。

雙邊貿易方面，印度與歐盟自2007年開始自貿談判，但已經擱置多年，直到印度退出RCEP后才計劃重新啟動談判；印度與美國的有限貿易協定也很難在2020年美國大選前達成，甚至有擱置風險。

11月15日，李克強與各國領導人共同出席并見證RCEP簽字儀式，商務部長鐘山代表中國在協定上簽字。圖片來源：中國政府網。

強保護主義傾向和弱制造業似乎構成了惡性循環。政府為保護羸弱的制造業不惜提高關稅和準入門檻，被排除出全球產業鏈之外的本國工業難以迅速發展壯大，政府只能維持甚至擴大保護主義，如此循環往復。另一方面，不發達的印度國內市場又無法為印度工業提供足夠的需求。筆者認為，犧牲汽車等部分行業的利益，換取更加自由的貿易條件，提高貿易在經濟中占比，是印度邁向五萬億美元經濟體的先決條件。

第四，官僚治理低效和腐敗給經濟活動造成過高的經濟成本，削弱了印度的要素成本優勢。在商業層面，印度監管繁復、稅制復雜、牌照繁多產生額外交易成本，導致企業往往訴諸于行賄。經合組織《2019年印度經濟調查》[6]指出，由于缺乏全面的采購法，印度的政府采購成為重災區，也導致了基建超支等問題。

歸根結底，印度享受要素紅利的前提是贏得改革紅利，包括但不限于加大開放、精簡監管、整治腐敗、整頓銀行業、加大職業技能培訓等等。這些改革均面臨不少現實阻力，需要在長期中做出完善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