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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向莫迪俯首稱臣的機構是聯合內閣。當BJP第一任領導人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在1998年至2004年間擔任總理時，他作為“同儕之首”，給予了高層內閣部長以相當大的自主權，這既符合印人黨的政黨精神，也符合印度議會民主的威斯敏斯特模式。然而，莫迪在重要的政府決策上不征求內閣部長的意見，從而確保國家福利計劃的所有功勞都歸他個人所有。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由總理辦公室管理，總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是未經選舉產生的官員，他們個人效忠于莫迪，其中幾名來自莫迪的家鄉古吉拉特邦。

與前幾任總理不同，今天印度的聯合內閣內部沒有協商。莫迪說什么就是什么。議會內部也沒有爭論。尼赫魯和瓦杰帕伊等總理在議會花費大量時間，關注反對派議員的意見，但莫迪更多地將議會作為發表自己意見的平臺。不幸的是，印度沒有首相問答（Prime Minister's Questions，簡稱PMQ）的傳統，這是英國憲政傳統之一，而印度沒有進行借鑒。

涉及個人隱私和農業改革等影響數億印度人生活的關鍵議題的法案，在通過時幾乎沒有經過討論，也沒有按照傳統提交給議會特別委員會進行評估。眾所周知，議會兩院的議長都是堅定的印人黨擁躉，這使得總理辦公室醞釀的想法能夠繞過內閣與議會迅速轉化為法律。例如，在2021年議會“季風會議”期間，法案在下院（Lok Sabha）獲得通過平均需要34分鐘。有些不到10分鐘就通過了。

2022年9月16日，印度總理莫迪(左)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期間舉行會談。圖自路透社

第三個自2014年以來迅速衰落的民主機制是新聞界。民主國家的媒體應該是獨立的；但在今天的印度，新聞界更多體現出順從和宣傳工具的性質。擔任總理八年來，莫迪沒有舉行過一次有媒體提問環節的新聞發布會。他每月在國家電臺上的進行“獨角戲”式的政策宣講，偶爾接受一位眾所周知持親政府立場的記者的采訪，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而這些采訪都體現著對莫迪的敬意。

此外，由于該國大多數報紙和電視頻道都是由在其他領域具有商業利益的企業家所擁有，這些企業家很快就吹捧莫迪達成了一致，以此為自己的經濟項目謀求政治便利（印度媒體還嚴重依賴政府廣告，這也是支持執政黨的另一個原因）。黃金時段的電視大肆贊揚總理，不加保留地攻擊反對派——以至于有人為其創造了一個術語“Godi媒體”，即“接受莫迪政府指示并順從地鸚鵡學舌的媒體”。許多思想獨立的記者因虛假指控而入獄，而另一些人已經被稅務部分盯上了。

第四個逐漸失去自主性和獨立性的關鍵機構是公務員系統。在印度，公務員應該按照憲法工作，嚴格做到無黨派傾向。但這些年來，公務員系統逐漸政治化，許多官員傾向于站在某個政黨甚至某個政治家一邊。自2014年以來，該系統所剩無幾的獨立和自治也被完全破壞了。在任命官員時，莫迪更強調忠誠，而不是能力。

現在每個部門都有一名“看守者”，通常是國民志愿服務團（RSS）的成員，以確保有高層公務員退休時，其繼任者將持“正確的”意識形態。此外，政府當局還放任國家機構進行野蠻執法，以恐嚇和馴服反對派。根據《印度快報》最近的一份報告，自2014年以來，中央調查局突襲或逮捕的所有政客中，有95%來自反對黨。這些突襲既是一種警告，也是一種誘惑，因為在反對派政客加入了印人黨，針對他們的案件也被撤銷了。

最后，司法機構近年來也沒有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地區和省級法院一直非常積極地為“親”犯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國家行動背書。也許更令人失望的是最高法院。法律學者阿努杰·布瓦尼亞（Anuj Bhuwania）甚至認為“最高法院完全屈服于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的多數主義統治”，推遲了重要案件的審理進程，更傾向于任意使用國家權力，而非保護個人自由。

正如布瓦尼亞在Scroll.in網站中提到的：“在莫迪執政期間，最高法院不僅未能履行憲法賦予的監督政府濫權的職責，還鼓勵了莫迪政府的議程推進。最高法院不僅未能作為‘盾牌’保護公民抵御無法無天的政府，反而實際上成為了受命于行政部門的一把有力的‘劍’?！贝送馑€寫道，最高法院“為追求激進的多數派議程，將其龐大的‘武器庫’轉交給政府使用?！?

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印度是一個50-50民主國家，這些機構在過去都未曾有過完美無缺的表現。它們偶爾（有時甚至更多時候）畏懼且服從執政黨。印度民主沒有黃金時代。然而自2014年5月以來，這些機構失去了更多的獨立性和自主權，受制于莫迪政府。

必須指出的是，掌控這五個機構—政黨、立法機構、新聞機構、公務員制度和司法機構--對其他威權領導人鞏固其個人崇拜也至關重要。我對莫迪、對印度民主所做的分析也大致適用于匈牙利的歐爾班、土耳其的埃爾多安、俄羅斯的普京，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適用于美國的特朗普。

這種“不完全民主”的政權中，個人崇拜具有另外兩個特點：首先，傾向于推行裙帶資本主義，少數受青睞的實業家因對掌權者及其政黨的忠誠而能獲得意外之財；第二，傾向于宣揚宗教或種族多數主義。多數民族或宗教群體被認為代表了國家的真正本質，領袖則因其“卓越”和“高效”，而體現了本國多數群體的精神。

另一方面，宗教少數派或少數族群，如土耳其的庫爾德人、匈牙利的猶太人及印度的穆斯林，被認為是不忠誠或者與國家對立的。社會媒體上充斥著多數派的論調，點名少數群體進行騷擾或污名化，這些論調往往由執政黨的議員提出，在這些議員感到政治壓力的情況下，則由領導人本人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