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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套用蘇力的一本書名，大量活生生的法律多元主義的現(xiàn)實問題在中國不只是“也許正在發(fā)生”，(21)但問題在于我們的法學理論如何去思考。比如中國在吉布提、瓜達爾等地租用的區(qū)域中，發(fā)生糾紛必然涉及中國法與當?shù)胤ǖ膮f(xié)調問題；中國設立的亞投行，是否要考慮因為借貸、投資等問題發(fā)生法律糾紛時應該適用哪個國家的法律問題，是否要制定一個國際仲裁的地點；中國法如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法律建立起有效的協(xié)調和對接機制等等。

所有這些都屬于法律多元主義的問題，然而這些問題都需要進入主流法學界的研究和思考之中。我們理解法治的視野絕不能被虛假的主權想象所限制。

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上，中央明確提出“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新思路，它標志著中國的國家治理已經(jīng)不再局限于主權領土的疆域之內，而必須將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結合起來，從而協(xié)調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這就意味著我們對政治法治秩序的建構也必須超越主權國家的清晰法律邊界，而采用法律多元主義的理論范式，利用法律多元主義的優(yōu)勢，在國家法和國際法層面上同時展開相互重疊、邊界模糊多元的法律秩序的建構。

要解決中國的法治理論與法治現(xiàn)實之間的錯位，就必須秉持一種法律多元主義的法治理論， 建構“多元一體法治共和國”。(22)當代中國作為一個擁有復雜社會結構、多樣族群和宗教的文明大國，無疑要繼承中國古典多元主義法治的傳統(tǒng)，為法律多元主義法治開辟新的空間。

尤其在一個利益多元的時代，面對不同的地域、族群、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時，除非這種利益沖突達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除非國家試圖用刻板一元化的社會生活取代豐富多彩的多元社會生活，否則國家法治無疑應當秉持多元主義法律觀。

國家立法的重要任務在于如何保障這些多元社會生活共同存在，給不同的群體開辟出法的生活空間，尤其是在多種宗教和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區(qū)，要為這些宗教法、民族習慣法保留相應的法律空間，并建構解決宗教法與世俗法沖突的法律機制，用法治而非人治來解決邊疆不同民族之間的法律沖突。

如果說西方現(xiàn)代法治曾經(jīng)伴隨主權國家興起而摧毀法律多元主義、建構了一種西方文明中心主義的現(xiàn)代性，那么隨著全球化和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抵制，隨著后現(xiàn)代理論對西方現(xiàn)代性的解構和批判，人類文明始終在探索多元的現(xiàn)代性（modernities），探索新的現(xiàn)代化道路，從而包容不同文明、宗教和族群的多樣性。(23)

如果說西方現(xiàn)代法治理論以西方資本主義的現(xiàn)代化道路為依據(jù)，以主權國家的政治秩序作為思考法治的尺度，那么現(xiàn)代新型法治理論必須超越西方的現(xiàn)代化道路，超越西方主權國家的政治想象，以更大的帝國乃至全球人類文明秩序的建構作為思考法治的尺度。

五

“多元一體法治共和國”的建構不僅要考慮中國作為一個全球性大國面臨的治理區(qū)域多樣性，更要考慮多元社會中必然要面臨的生活方式的多樣性。中國要建構的大國法治不是西方式霸權帝國的法治，而是一個吸納各種外來因素的包容性大國的法治。這就意味著中國的法律多元主義必須為多元社會群體開辟自主立法的空間。

“自由”之所以成為現(xiàn)代社會共享的基本價值，如果說曾經(jīng)是商業(yè)社會的內在要求，那么現(xiàn)在要成為每一個生活方式保持獨特性從而與其他生活方式能夠共存的自由。

讓秋菊的生活方式和秋菊的法與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法共存，而不是用城市人的法來消滅秋菊的法。中國在全球提出“共建共享共治”的政治理念，這與中國古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理念一脈相承，落實到法治上就是包容并鼓勵自我立法的多元主義法治，用國家法治來鼓勵和包容多元群體自我立法來推進多元自我治理。

當然，法律多元主義并不是說多元法律的效力是一樣的，法律多元主義從來不否定國家法律在多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絕對權威地位。“多元”的背后是“一體”，這個“一體”在多元法律體系中毫無疑問是國家法而且最終是憲法，“多元一體法治共和國”的建構必須要建立違憲審查機制來保障“一體”的權威性和穩(wěn)定性。(24)

然而，必須認識到，作為多元法律基礎的國家法律僅僅是對公民外在行為的底線要求，因為在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中，國家法只能作為底線來確保多元局面共存的共識基礎。而在國家法的基礎之上，法律多元主義就是鼓勵公民遵守比國家法具有更高道德倫理要求的法，從而在國家法的底線基礎上，生長出自我規(guī)范、自我要求和自我期許的法，鼓勵更多的人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比如一個宗教徒就應當遵守比國家法更嚴苛的宗教戒律，職業(yè)人士應當遵守比國家法要求更高的職業(yè)倫理和職業(yè)紀律，學者應當遵守比法律要求的言論自由標準更高的、專業(yè)要求的學術自由，這就意味著在這個維度中，道德、榮譽比法律更高，且更嚴苛。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黨規(guī)黨法在國家法治格局中的位置。在一個霍布斯自然狀態(tài)想象所展現(xiàn)出的低級欲望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法體系中，黨規(guī)黨法問題說到底是是否容許心靈高貴的群體在其中確立自己生活的法。按照霍布斯的自由主義邏輯，國家法對公民的義務底線是不能要求其放棄生命，并且保衛(wèi)公民的生命成為法治的基本要求。如果國家不能保障公民的生命，公民有逃離國家、反抗國家甚至背叛國家的正當性。(25)

然而，在這樣一個法治國家中，如果有一群人時刻準備用自己的生命保衛(wèi)國家，為國家和民族的永世長存而放棄自己的自然權利，甚至不惜犧牲生命，為國家獻身，那就意味著他們遵守一套不同于國家法的法，一套比國家法具有更高道德要求的高級法。如果說普通公民遵守的是國家法，那么這群特殊公民首先要遵守的是自己為自己制定的高級法，這種高級法比國家法賦予更少的權利，但卻提出更多的義務和責任。

用盧梭的話來說，如果遵守國家法的普通公民僅僅是欲望的主體，那么遵守這種高級法的特殊公民就是道德的主體，而只有這樣的道德主體才有資格構成主權人民。(26)毫無疑問，黨規(guī)黨法就屬于這樣的高級法，因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黨員從一開始就不是普通公民，對于執(zhí)政黨作為領導國家的先鋒隊集團，就必須要有比法律更高的政治紀律、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的要求。

正是在這樣一種法律多元主義法治秩序中，法治不僅是現(xiàn)代社會解決問題的治理術，而且應當成為推動、鼓勵人們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助推器。這才是中國作為文明大國的應有氣象。換句話說，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不僅僅是大國法治，而且是包容性大國或文明大國的法治。

中國法治的目標不能局限于自由主義所倡導的保護公民生命、財產(chǎn)和自由這些基于世俗欲望的基本權利，而且應當在共和主義的立場上推動人們追求更美好的、具有德性的幸福生活，由此才能實現(xiàn)“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的有機統(tǒng)一。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法治過往幾十年的最大悲劇就是在國家法一元主義的立場上，將國家法這個底線標準看作是最高規(guī)范要求，整個社會因此喪失了更高價值法則和道德律令的約束，甚至用國家法的力量來不斷地摧毀瓦解道德、倫理、戒律、準則這些更高標準的法律規(guī)范。其結果，執(zhí)政黨的黨員被混同于普通大眾，普遍喪失了明確的政治意識、使命意識，黨的紀律松弛、組織觀念淡薄，以至于腐敗奢靡之風盛行。

對宗教徒也只按照普通公民的國家法標準來要求，宗教律法在國家法治秩序中缺乏自己應有的地位，宗教或者被金錢所侵蝕，失去了凈化心靈、引導向善的力量，或者被政治意識形態(tài)所綁架，變成一股強有力的政治力量，對國家政治權威構成挑戰(zhàn)。

而大學由于缺乏學術共同體建構的學術規(guī)范和倫理法則的約束，一方面各種非學術的宣傳性文章大量出現(xiàn)在學術刊物上，公共權力和資源不受約束地介入到學術活動中，導致學術腐敗現(xiàn)象頻頻發(fā)生，另一方面也將學者與公民、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相混淆，學者的公共言論不受學術規(guī)范約束而逐漸墮落為“公知”，大學精神由此墮落。(27)

正因為如此，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全面開展反腐運動，開始重建道德和社會風尚。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反省國家法一元論所帶來的弊端，明確提出“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相結合。

這就意味著在法律多元主義的立場下，國家積極推動各種社會力量通過追求具有更高倫理品質的法進行自我治理，充分肯定黨規(guī)黨法、宗教律法、行業(yè)準則等多元主義法律在建構法治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

事實上，認真閱讀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法治中國的構想，就會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要義實際上是“黨用多元法律治國理政”（the rule of the Party by laws），黨用黨規(guī)黨法從嚴治黨，用軍隊法律從嚴治軍，用國家法律和行政規(guī)章治理國家和政府，用國家法和鄉(xiāng)規(guī)民約以及民間習慣法治理基層，用憲法、港澳基本法和港澳本地法律治理港澳特別行政區(qū)，用雙邊協(xié)議和國際條約參與全球治理。這難道不是一幅生動活潑的法律多元主義的法治圖景嗎？

費孝通先生曾經(jīng)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人類文明理想，這實際上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文明秩序的理想構造。如果以這種理想作為建構中國法治的思考尺度， 那就意味著法律多元主義絕不是“道路通向城市”過程中的暫時現(xiàn)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