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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觀察者網魯末】帕拉格·康納（Parag Khanna）是新加坡全球戰略咨詢公司FutureMap的創始人，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曾出版過《第二世界：帝國與它對新全球秩序的影響》、《世界如何運轉：通往下一次文藝復興之路》以及《聯通：描繪全球文明的未來》等多部展望世界新局勢的書。近日，《外交學者》記者就其新書《世界未來在亞洲：21世紀的貿易、沖突與文化》與帕拉格·康納那進行了一場對話。

《外交學者》網站2019年2月27日刊發了對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帕拉格·康納的專訪：《未來屬于亞洲嗎？——帕拉格·康納采訪實錄》

《外交學者》：如果未來是屬于亞洲的，那么到底什么是亞洲呢？你假設亞洲將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塊大陸”，但這個地理概念本身可能有點模糊。地理學家也可以將其命名為“歐亞大陸”或“歐亞非大陸”，這就不僅僅是我們所討論的“亞洲”了。你也許會引用著名記者保羅·薩勒佩克的話來回答“什么是亞洲”這個問題：亞洲是一個“松散的由許多國家拼湊而成的小世界”。我們是不是應該著重考慮某些特定亞洲國家的崛起？哪些國家可以位列其中呢？

帕拉格·康納：亞洲是一片幅員遼闊的地區。它西起地中海和紅海，東至日本海，橫跨俄羅斯大部分地區，甚至延展到了澳大利亞。亞洲和歐洲都在歐亞大陸上，但與歐洲主導亞洲經濟的殖民時代不同，如今亞洲內部的貿易量超過了與歐洲、北美的貿易量。因此，無論我們在地理上如何理解這片大陸，我們都需要認識到，日益增強的往來正在把亞洲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亞洲正進入一個全新的歷史性的絲綢之路時代。這也意味著，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僅僅因為亞洲幅員遼闊、文明多元，就把亞洲看成是一個不同文明組成的集合體。從歷史上看，語言、文化、宗教和許多其他要素在亞洲各地流動，這使它們之間的聯系比我們從外部觀察到的更為密切。亞洲今天的經濟崛起，無疑是亞洲人通過投資和貿易實現互利互惠的結果，而不是各自孤立發展的結果。現在，他們共同建立了國際機構，比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些機構的成員里面也包括一些歐洲和非洲國家，因此本書的確有一部分是關于“歐亞非大陸”概念再度進入人們視野。

《外交學者》：當我們談到中國時，你是否同意一個頗為流行的觀點：中國的崛起必將導致軍事沖突的爆發？如果同意的話，原因是什么？如果不同意的話，原因又是什么？

帕拉格·康納：你所提到的還只是一個想象中的情況，它并不是現實或必然要發生的事。中國的崛起發生在亞洲，而不是歐洲，但我們的大部分理論模型都來自歐洲。亞洲向來有著多極、多文明共存的悠久歷史。亞洲人不是運用西方理論進行思考的，那種理論考慮的是崛起與衰落、結盟與權力轉移。只有蒙古人真正統治了亞洲，日本企圖建立泛亞洲霸權的計劃也失敗了。中國似乎是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但亞洲還有印度、俄羅斯和伊朗等國，每個國家都希望自己能作為亞洲和歐亞秩序的核心而存在。中國正在認識到，它必須適應這些國家，正如這些國家需要適應中國一樣。

《外交學者》：你在新加坡工作生活，那里對日益激烈的中美競爭持什么觀點呢？

帕拉格·康納：和亞洲大多數國家一樣，新加坡很擔憂中美之間的競爭。但我曾經說過，新加坡是精明的多方結盟派，它與各方都保持友好關系。這使得新加坡和東盟在貿易戰中獲益，因為外國投資正以一種可見的顯著增速從中國轉向東盟。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帕拉格·康納

《外交學者》：你評價中國的“一帶一路”是“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計劃”，相當于“聯合國的建立、世界銀行的建立的以及馬歇爾計劃的實施，三者合為一體”。這個觀點是不是重復了中國的官方論述，而且重復得有點夸張了？我認為，“一帶一路”不是一個有著正式成員的國際組織，它也不是一個新的基礎設施網絡，而是一系列貸款項目。“一帶一路”目前似乎正在走入一個相對的低潮期。你怎么看呢?

帕拉格·康納：早在中國正式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前，我就開始寫關于中國進軍中亞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文章，并將這部分內容放在我的第一本書里。這提醒人們，無論“一帶一路”品牌能否成功，消除基礎設施赤字的必要性都是存在的，而且隨著人口和經濟的增長，這一需求也在不斷增長。“一帶一路”不必成為正式的政府間組織，但通過亞投行和“一帶一路”法庭的設立，“一帶一路”在某些方面的確正在變得更加正式。在這本書中，我提供了許多證據來說明中國對某些不公平條款的反擊。

但更重要的是，中國發起了一場基礎設施競賽，越來越多的大國希望參與到亞洲互聯互通的建設中來。這意味著，“一帶一路”無論以什么名義實施，都將持續不斷地進行下去。

《外交學者》：你指出了另一個重要的進程：東南亞“披上了‘世界工廠’的外衣”。你認為東南亞地區的哪些國家將從中受益?為什么?截至目前，東亞國家基本上是這一進程背后的驅動因素，這一進程將如何改變那些東南亞國家的狀況?

帕拉格·康納：十多年來，我們一直看到東南亞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一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和韓國主導的。如今隨著這些高收入經濟體將生產轉移到工資較低的東盟的趨勢進一步發展，這一進程正越來越多地由中國主導。西方投資者也開始這么做，共同推動該地區向價值鏈上游發展。受益最大的國家是那些最支持“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等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比如如越南和印度尼西亞。

《外交學者》：在書中，你提到亞洲一些“重要的穆斯林國家……正在考慮讓伊斯蘭教服從于務實的政府治理”。你舉出了一些例子：巴基斯坦取締伊斯蘭激進組織以及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在沙特阿拉伯實行的“自由化計劃”等等。然而，沙特政府之后的表現讓西方失望了。而在巴基斯坦，我認為新的巴基斯坦正義運動黨政府與軍方的關系更密切，因此推測他們更傾向于與某些伊斯蘭組織合作。你不認為包括伊斯蘭教在內的一些極端宗教團體可能破壞一些亞洲國家的發展嗎?

帕拉格·康納：毫無疑問，亞洲各地都有激進的伊斯蘭團體和政黨。但更重要的是，從巴基斯坦到印尼，許多國家都成功地維護了民主并使伊斯蘭政黨處于從屬地位。在這方面，西亞國家當然可以向東亞國家學習。

《外交學者》：最后一個問題，讓我們談談你的祖國印度。你的人生軌跡本身就是印度全球化和“全球亞洲化”（我想這個措辭應該符合你的想法）的一個體現。你怎么看未來幾十年里印度將在亞洲扮演的角色?

帕拉格·康納：印度終于走上了實現其潛力的道路——它的人口很快就會超過中國，經濟增長更快，基礎設施投資水平大幅提高，政府正在實施重大改革，外國投資也在強勁涌入。印度的城市化和數字化都在持續發展。然而，印度仍有與巴基斯坦等國的地區爭端亟待解決。并且，印度需要獲得海灣合作委員會和東盟的信任，讓它們相信印度是該地區一個可預測的地緣政治支柱。雖然還有不足之處，但印度的確已經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觀察者網魯末譯自2019年2月27日《外交學者》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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