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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觀察者網張成】亞洲處于21世紀世界最大挑戰的風暴眼——可持續的城市化。如果蜂擁而入太平洋沿岸和南亞的城市的數十億人能夠維持驚人的經濟增長而不引起氣候變暖，那么全人類都得以躲過了一顆大子彈。亞洲面臨的挑戰的規模只會越來越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亞洲人生活在城市里，而與之相比北美82%的人口和歐洲7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亞洲人正在迎頭趕上，但是他們能夠實現跨越式發展嗎？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帕拉格·康納于2019年1月17日在美國OZY網站刊發文章：《亞洲轉型將如何塑造全球城市的未來》

亞洲大陸快步走在現代化大道上的城市正驅動著亞洲的連接和增長。亞洲大陸的每個次區域都有越來越多富于發展活力的樞紐城市：如海灣地區的阿布扎比、迪拜、利亞德、多哈；西亞地區的伊斯坦布爾、特拉維夫、德黑蘭，南亞地區的卡拉奇、孟買、班加羅爾和金奈；以及東京、上海、曼谷、胡志明市、馬尼拉和雅加達等這些東亞和東南亞的大都市。全世界最繁忙的10條國際航線中，有9條是亞洲城市間的航線，北美只有往返于紐約和多倫多一條航線。在航空、高速鐵路、公路和互聯網的驅動下，古絲綢之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重獲新生。

除此之外，“亞洲四小龍”——即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的騰飛也有近50年了，它們通過設立經濟特區的方式吸引外資進入工業區，并順著全球價值鏈向上攀升，實現了經濟的騰飛。自40年前鄧小平在深圳設立全國首個經濟特區起，中國開始迎頭趕上。不到10年，中國就成為了世界工廠。現在，這種發展模式拓展到了越南、印度尼西亞、印度和阿曼等國家，亞洲的諸多國家都開始設計經濟特區，將其作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進出口的通道。就像編織板上的洞一樣，這些節點抓住了商業流量，龐大的商業流量讓亞洲聯系得更加緊密。

當然，亞洲也是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智慧城市”項目的誕生地，從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瑪斯達爾新城到印度的阿馬拉瓦蒂可持續規劃，再到中國的天津生態城，各地都以通過無人駕駛電動汽車和零排放的大樓來完全實現可持續發展。但是中國重慶市的一個街道就能夠裝得下所有這些試驗中的新城人口的總和。

因此，亞洲國家是否能夠將試驗區的創新擴大到許多大都市區，才是真正的問題，它的答案會對世界其他地方產生深遠的影響。

亞洲大都市的規模已經達到了西方世界難以想象的地步，在西方即便是那些最大的大都市也很少有超1000萬人口規模的。亞洲龐大的城市就像是在廣闊的海洋上蔓延伸展的群島，成為6000多萬人的居所，幾乎每周都有接近100萬新人抵達這些城市，占到全球新進城市人口規模的三分之二。

大體上看，亞洲驚人的城市增長對于居民而言是件好事。亞洲許多變大的城市也變得更加富裕，而且城市居民整體的生活水準也在提高。日本、韓國和中國富足的沿海省份已經累積了很強的財政實力、政治意愿和技術水平，從而為大量居民部署有質量的基礎設施、居住場所、公共設施和服務。

但是城市的蔓延、擁擠、失業和貧民窟也成為巴基斯坦、印度和包括菲律賓在內的東南亞諸國等高增長國家面臨的關鍵問題。南亞和東南亞總人口規模超過25億人，幾乎比中國人口多出一倍。但是新德里、加爾各答、孟買、卡拉奇、達卡、馬尼拉都位列亞洲最擁擠、最不發達的城市之列。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的二線城市反而發展得更快，即便它們的基礎設施更加破舊。

像孟買、馬尼拉這樣充滿活力而擁擠不堪的亞洲城市是否能夠盡快在與東京、新加坡做生意的過程中從它們那里習得可持續發展的經驗？關鍵問題的解決方案常常唾手可得。上海也曾經經歷過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但是它發起了雄心勃勃的計劃，大量生產清潔能源并鼓勵電動汽車的發展。深圳也試圖通過新的建筑規范、碳交易制度和電動汽車來平衡城市規模與城市宜居程度之間的關系。在曾經因為過度發展經受土地和水源短缺的廣州，在肥沃土地上的新建建筑工程被叫停，2012年至2016年間空氣污染下降了42%。包括這三個城市在內的其它許多城市都從控制空氣、土地和水源污染的全國性規定中受益頗豐。

基礎設施和可再生能源不斷降低的成本使得接近環境平衡點的亞洲超大城市能夠實現類似的跨越式發展。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是一座遭受電力短缺、固體廢物和廢水嚴重危機的城市，當地政府正在大力投資公共交通和海水淡化。

海水淡化項目也是印度今天投資的重心，除此之外還包括水循環、經濟適用住宅和新的電動出租車等。

為了解決地下水過快開發造成的高沉降率問題，曼谷正在翻新水利基礎設施，以實現更高的效率，節約水源。

河內——你最有可能在這座城市里被摩托車撞倒——希望在10年內讓摩托車退出街道，并且修建一條地鐵線路。

從集裝箱房屋到減少混凝土使用，從“物聯網”傳感器到減輕交通壓力，讓亞洲的大都市變得更加智能、更加可持續是能夠實現的。

盡管亞洲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歐洲正以亞洲可持續發展轉型的模范、商業伙伴和投資者的身份走來。所有的歐洲國家，包括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等，都已經實現或接近實現了電網平價，這意味著新增風能、太陽能或其他新能源的成本能夠完全被運營過程中替公民或企業節省的費用所覆蓋。哥本哈根、巴黎、維也納和柏林在自行車道、公園、綠色建筑和垂直農業等方面都出于領先地位——班加羅爾和雅加達正急切地需要所有的這些創新。

隨著亞洲變得更加富裕和老齡化，亞洲公民想要的不僅僅是工業區，而是能夠閑庭信步的社區。德國的城市規劃師們設計了天津生態城，和蒙古烏蘭巴托城外的一個類似的宏大計劃一樣都在進行中。西門子在曼谷建設了高架輕軌線路，同時也在為吉隆坡延伸線路，還在亞洲許多城市競標。歐盟的國際城市合作項目讓歐洲和亞洲的城市結成了三十多個對子，來資助亞洲的可持續發展項目。歐洲和亞洲的城市如今通過國際大都市協會等平臺組織分享指引和案例，這也使得城市官員能夠建立起橫跨歐亞大陸的城市間直接的政策交流關系。

德國的建筑師奧雷舍人設計了許多贏得大獎的建筑，例如新加坡的翠城新景、曼谷的王權云頂大廈、胡志明市的帝國之城項目（讓綠色設計與越南熱帶花卉的自然之綠相融合）等。此外對于亞洲的民眾而言，幾十家歐洲的企業還研制出了以組合式部件建成的低成本3D打印住宅。

亞洲人已經證明他們擁有在世界經濟中扮演舉足輕重地位的職業倫理。我們也有充足理由相信亞洲人將會投入同等的精力引領世界可持續發展。

（觀察者網張成譯自2019年1月17日美國OZY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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