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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文明及其兩大前提

地廣人稀的鄉村（country）主要由遼闊的耕地和牧場構成，農民小規模分散聚居，公共財產稀缺。城市則以先進和密集的公共基礎設施聚集海量的陌生人，集中展示精英與平民的共同體，塑造出遠較鄉村先進的公共生活形態。

（一）提出標尺

無論形式還是內容，理論必須呈現因果關系。筆者從現代繁雜的城市公共生活中抽象出五個要素，是相對的、無上限的標尺，用于解釋和衡量公共生活演進的先進或落后的程度。這五個要素是：人均擁有先進基礎設施的程度，維護公共財產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精算公權使用成本與收益的程度，勞動者再生產的社會化／均等化程度，以及國防的強大程度。

在橫向上，這組標尺適用于衡量和解釋所有當代社會的先進／落后程度。在縱向上，這組標尺或許適用于“有史以來”，即不局限于“當代”。

比起種種“國際發展指標”，五大要素因果分明，要素是原因，社會進步是結果。比起各種含混的意識形態兩分概念，這組原因標尺定義清晰、實用。

然而，理論還須簡約，非簡約難稱理論。五個原因顯然太多。一般而言，成熟的理論，原因數量上限是三個。蘋果掉下來的原因無數，看到無數原因的是普通農民；看到若干原因的是果農；只看到一個原因，而且是意外的一個，是牛頓。

第一個要素和第五個要素并非人與人的關系，也并非公共生活本身，而是其存在的前提條件?！盎A設施”是公共生活存在的前提，“國防”則是公共生活的保障。這兩大前提條件對論述社會進步不可或缺，卻不是公共生活本身。

于是，衡量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尺可簡化為三個：維護公共財產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精算公權使用成本與收益的程度，勞動者再生產的社會化／均等化程度。

這組標尺也自成因果體系。城市意味著密集的公共財產，所以需要維護公共財產使用秩序；因為維護公共財產使用秩序，所以要精算公權的收益與成本；因為精算公權的收益與成本，所以需要育小、養老的社會化／均等化。

三大標尺對世界各地社會文明的先進與落后是否有較強解釋力，是否可證偽？這里提出檢驗的三個標準。第一，能否增強精英與平民的共同體，給較大人口規模的群體提供較強內聚力；第二，能否對外部群體成員產生較強吸引力；第三，能否為技術和知識的創新和普及提供較優越的環境。若能同時滿足上述三種要求，這組標尺就能判別社會文明的進步與落后，就能解釋世界權力版圖的變遷。

（二）理論創新的企圖

理論無所謂正確與錯誤。理論分優劣，優劣在于解釋力的強弱。這組標尺明顯展示出替換流行理論的企圖。

這組標尺沒強調宗教社會的世俗化、理性化，沒強調推舉領導人的方式，沒強調社會與政權的“國家與社會”兩分，沒強調大眾對政權決策的參與，也沒強調保護私有財產的自由“法權”或“市場成熟度”，更沒討論國家干預與市場機制的“正確關系”。那些兩分概念不展示精英與平民的共同體，不能解釋世界權力地圖的變遷。一旦用于解釋歷史和現實，那些概念就陷入“魔鬼悖論”。

社會是組織起來的群體，政權是治理社會的機構，兩者貌似不同，卻在定義上重疊。群體如何獲得組織？政黨從哪里來，政權從哪里來？不參與組織社會怎么治理社會？中國的“家國同構”又是什么？所以，沒有社會就沒有政權，沒有政權也就沒有社會。從宮殿、廟宇、廣場、城池開始，政權與社會從未分開過。在現實中，政權與社會同構于公共生活；在理論上，政治學與社會學文獻重疊。

保障企業家財富的“法治”環境的確重要。然而，法治存在的原因又是什么？為什么貌似傳統深厚的香港法治一夜間崩潰？維護公共財產及其使用秩序不力，就不會有法治。而且，創造財富的機會還與國家的大小、強弱相關。比起歐洲和日本的“法治”（rule of law），美國更像是“律師之治”（rule of lawyers），律師價格定輸贏。所以，美國能出現巨大互聯網公司，而歐洲和日本迄今落后。

回顧兩百年來的民權進步，經濟民權進展不大，政治民權進展有限，而社會民權推動了最深刻的公共生活進步。在無形產品主導財富創造的今天，財富積累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關聯越來越弱，私財意識開始減弱，遺產稅普遍化，核心家庭走向解體，社會漸趨共同負擔育小、養老責任，迫使政策向普惠演化。而今，勞動者再生產由社會平均分擔而不再由家庭各自承擔，是世界各地社會主義者的共同訴求，也顯然是社會進步的總趨向。較之群體內精英與平民的斗爭，群體間的生存競爭才是歷史演化的主要動力。西方民權的顯著提升與17世紀中期以后國家間生存競爭烈度的大幅升級有關，即《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648年）締結之后。

在解釋三大標尺之前，需先討論社會文明存在的兩個前提條件。

（三）公共生活存在的第一前提：人均擁有先進基礎設施的數量

廣袤的耕地和牧場上的農民分散聚居，小型聚居地的財富無力支撐復雜的基礎設施。而且，熟人社會容易講精神道義，不易“犯規”，難以催生復雜精致的公共生活治理體系。

什么是城市？城市意味著超常密集的基礎設施?；A設施之上衍生出大量公共財產，公共財產聚攏企業和事業機構，企事業機構創造海量財富。

公共生活基于公共財產，沒有公共財產就談不上公共生活。廟宇、宮殿、廣場、城池，是最初的公共財產，標志著“社會文明”的誕生。社會越落后，公共財產越少；社會越進步，公共財產越多。多與少如何衡量？除了“人均”擁有量，沒有更好的標準。人均基礎設施的擁有量是可計量的，即可進行跨國比較。

公共財產分為公有財產和共有財產兩大類別。公有財產主要是基礎設施，還有下文將討論的國防裝備。公有財產之上衍生出巨量的城市共有財產，將在下文討論。從部落到城邦，從城邦到國家，從小國到大國，基礎設施聚集越來越多的陌生人。從廟宇、宮殿、廣場、城池，到“開馳道”的秦朝和“條條大路通羅馬”的羅馬帝國，基礎設施構筑了社會文明存在的前提條件，如長安城和羅馬城。

何為基礎設施？當下，基礎設施指的是給排水、電力、通訊、普通和高速公路、地上和地下交通運輸軌道，以及?？崭劭?。

基礎設施屬于城市。全國的地面、空中、海上交通網絡主要用于連接城市，特別是大都市。人口密集的城市才值得建設密集的基礎設施，如百萬人口以下的城市就不值得建設昂貴的地下鐵路。人煙稀少之處，基礎設施稀缺是必然。

基礎設施的發達程度與城市人口規模相互促進?；A設施越發達，吸引的人就越多；人越多，稅基越大，基礎設施就越發達。在以種植和養殖產品為主要財富形式的時代，農民占國家人口絕大多數；在以制造產品為主要財富形式的時代，城市化率是衡量社會形態先進性的基本指標；在以無形產品為主要財富形式的時代，城市是絕大多數國民生活的地方。此時技術異常發達，極少的人就能照看廣袤的耕地和牧場，如美國農民占其總人口數的比例不及1%。城市聚攏本國大多數人，聚居著本國絕大部分精英，是先進技術和出色知識的溫床、國民財富的主產地、國家財政稅收的主要來源地。革命者或許采用“農村包圍城市”策略，但目標還是奪取城市。

人均先進基礎設施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絕對正相關。城市人口越多，國家人均產值越高。從事農耕者越少，其人均擁有的耕地面積就越大，人均收入也越趨于與城市拉平。我國都市基礎設施的先進程度震驚世界，但就全國人均水平而言依然是落后國家。若僅計算都市人均收入，我國早已跨入發達國家行列。因為城市基礎設施不夠發達，我國仍有很大比例的勞動者從事農耕，以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及發達國家的四分之一。

始于美國，地球上出現了城市密集相連的“大都市”圈，聚居高達五千萬人以上居民，約略等于歐洲主要國家的人口規模，比如大東京地區、大紐約地區、大洛杉磯地區、舊金山灣區、珠三角都市區、長三角都市區，以及建設中的京津冀都市區。大都市是當代社會文明璀璨的明珠，展示最精致的社會治理體系。古今重要的社會文明都圍繞當時的超級大國而興。大都市多屬于廣土眾民的大國，大都市相對多的國家就是超級大國。歷經水火戰亂生存下來的超大城市是社會文明最突出的標志，而世界史上摧毀社會文明主要指摧毀超大城市。我國古代社會文明輝煌燦爛，因為那時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多和最大的超大城市。

城市化乃至大都市侵占農地，破壞自然環境，生活質量低劣，是違背常識的三大誤解。人口聚居度越高，占用的土地當然越少。上千居民住一棟數十層的高樓，不可能比村莊和中小城市占地多。留在鄉下的少數人用高科技耕作大片農地，不再耕作邊角丘陵山地，野生動物回歸，環境當然恢復。大都市教育條件好，衛生和醫療條件更比中小城市和鄉村好得多，人均壽命當然也高得多。

而今流行“大城市病”的說法。“大”本身不是“病”。擁堵才會有地鐵，缺水才會有先進的水利和水處理工程，社會秩序混亂才需要紀律嚴明的城管執法隊伍。當下，很多大城市得了“病”，但也有很多沒病，至少沒有公認治不了的病。得“絕癥”的大城市基本都在落后國家，病因主要在于治理體系落后和治理能力低下。在東北亞以外的多數欠發達國家，大城市布滿貧民窟或城中村，無給排水設施和電力供應，且警力不逮。那是鄉村破產導致的城市鄉村化。

2月5日，武漢市江岸區永清街道仁義社區工作人員為獨居老人、困難群眾等送菜上門。 新華社記者 陳曄華 攝

基礎設施從何而來？異常強大的遠古部落才建設廟宇、宮殿、廣場、城池，而這些基礎設施并無直接的食品財富回報。從本質上講，基礎設施建設并非“企業”行為，而是“事業”行為，即非盈利的公共行為，所以基礎設施帶來的發展效應被稱為“正外部性”。單獨計算基礎設施建設本身的虧損，體現國家公共精神的衰落。單獨計算鐵路公司的成本收益，指責其虧損，就不會有入藏鐵路。涉及國防的基礎設施，如修長城，是典型的無法計算收益的開支，但其“正外部性”關乎國家生存。

具有正外部性的“事業”支出是政府發鈔刺激經濟發展的兩大重要渠道之一。越來越多的貨幣從哪里來？央行發放貨幣有兩個主渠道：向商業銀行放貸和買入用于彌補政府財政赤字的國債，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的國債。在外貿收支不平衡的情況下，向商業銀行買入外匯可以是發鈔的第三個渠道。就正外部性而言，基礎設施建設形成的債務是發鈔渠道，是政權在“投資拉動”發展。政府債務不可擴張到無力償還的地步，這是對“事業開支”的明顯約束。經濟規模擴大，基礎設施債務規模就相對縮減。隨著經濟規模迅速擴大，早年三峽工程欠下的巨額債務就微不足道了。當人均基礎設施密度趨于飽和，拉動經濟增長的效率會趨于降低，就需要提升基礎設施的先進性，如以先進的通訊和交通設施取代陳舊和落后的基礎設施。

建設密集而且不斷更新的先進基礎設施，不僅體現大國的政府能力，更與（包括精英與平民在內的）全體國民對公共生活的態度有關。“勒緊褲腰帶”建設基礎設施，體現公共精神的蓬勃向上。反之，國家衰落首先體現為基礎設施建設和更新的停滯，甚至因缺乏養護的財力而使已有的基礎設施破敗。社會精英帶頭攻擊公共事業開支，標志著國家公共精神趨于萎靡。

對大型國家而言，內部凝聚力是重大問題。先進基礎設施的密度屬于城市建設領域，是凝聚精英與平民共同體的基石，能提升國家的向心力、內聚力，并增加外部吸引力?；A設施也顯然能改善技術和知識創新與普及的環境。

密集的基礎設施之上的城市是先進公共生活形態的第一前提。五千年前如此，五千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