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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文明與政治、政權形式

今人大多認為：政權是公共生活的核心。與政權相關的政治生活左右公共生活形態。那么，何為“政治”？

政治被普遍理解為“對公共生活的治理”。誰在治理？許多學人不愿明指“政權”，因為腦中有“民權”，有民權與政權兩分，有民眾對政權參與的程度差別，有民眾在公共生活中的“自治”。但是，無論多少人參與，治理公共事務的機構就是政權；大到中央政府，小到村莊自治機構，都是政權。

政權是治理公共生活的機構。政權何以能治理公共生活？政權壟斷暴力，不容許私人使用暴力解決糾紛。而且政權壟斷稅收，所有人須向政權繳納維護社會秩序的費用，無人“富可敵國”。換言之，壟斷暴力和稅收的各級機構就是政權。政權所及之處發生的事就是政治。凡不涉政權之事就不屬政治，凡涉及政權之事必屬政治。結婚是私事，本與政府或政治無關，然而，婚姻要獲得《婚姻法》的保護就得去政府相關部門領《結婚證》。關于婚姻的法律是重大政治。

政權是公共生活的核心。在古希臘文字里，“城邦”“政權““公共事務”“政治”是同一個詞，這個詞也是當今西文“警察”一詞的詞根。專業警權是近代城市生活的產物，代表壟斷暴力的政權維持著城市的社會秩序。

愛琴海地區的希臘城邦

從古至今，社會公共生活不僅是物質經濟的內容，還有精神的內容。不似專門研究市場機制的經濟學，政治學從不忽略人類的精神生活。政治家及政治學家對宗教和廟宇的立場和態度各不相同，卻都從不忽略廟宇和宗教。

然而，可否用政權“形式”判斷社會的進步與落后？今人能模糊地感到，政權形式有先進和落后之分，如組織法國社會的“政體”貌似比西非的部落酋長／巫師操縱巫術儀式和圣物“先進”。但是這種“感覺”并不實用，還有為帝國主義張目的嫌疑。即便換成法國的“政體”，西非依舊不是法國。沒有城市及城市所代表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就不可能有效執行城市生活的典章制度。

直到約五百年前，無論中西，學人們厚古薄今，普遍贊頌古代社會生活。例如，中國儒門弟子言必稱夏商周“三代”。近代以來，由于實用技術和抽象知識的再生產加速，學者們不再稱頌古代社會，卻為現代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尺激烈爭吵，主要圍繞政權形式及相關的政治思想爭吵。

19世紀的學者用社會分工的復雜性或階級斗爭解釋政府形式的差異。20世紀后半期到21世紀的學人們用西式的政府組織形式來分辨公共生活的進步與落后，注重西方推舉群體領袖的形式。一些西式的“兩分”概念被廣泛用于判斷公共生活形態的先進與落后，如傳統與現代、宗教與世俗、民主與專制、法治與人治、市場機制與國家干預、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國家主義、政府權威與市民會社（非鄉下的、文明的自治組織，civil society）。在現實的近兩百個國家中，這種西式理論體系遭遇的“例外”太多，多到令人起疑。疑慮是：西方學術霸權劫持了全球學者的議程，誘使他們反復“注解”關于民主與自由這對矛盾的著述。由于理論很難對“公眾”直接“洗腦”，大眾用直覺判斷甲社會比乙社會“好”或“先進”，也用先進技術和知識的起源地做間接判斷。

上述那些定義含混的意識形態難以解釋國家的興衰。無論主流理論還是大眾直覺，尷尬在于，國家興衰頻仍，三百年前崛起的“歐洲列強”已成歷史名詞。

（四）精英與平民：社會文明中的魔鬼悖論

自“城池”之后，因為一個魔鬼悖論，我們再難找到衡量社會進步的有效標尺。

人類體格不龐大也不強健，靠后肢行走不如四腿動物跑得快，也不如前肢演化成翅膀的鳥兒能在天上飛。倚仗大腦發達，人類從動物世界中脫穎而出，使生存競爭僅發生在人類群體之間。人腦有兩大優勢：杰出的群體生活能力和超常的學習能力。群體生活即公共生活，學習能力即個人智慧。

人類是群體動物。個人智慧來自社會、從屬社會、服務社會。若個人至高無上就沒有群體，沒有社會文明了。然而，由于人類群體間的生存競爭激化，無所不用其極，公共生活與個人智慧演化成一對魔鬼悖論：公共生活基于以私利為代價的公益，個人智慧基于以公益為代價的私利。后人曾長期贊頌古代的公共生活形態，因為遠古人類群體間的競爭手段落后，個人作用有限，悖論不明顯。

不彰顯智慧與平庸的差異，要求智者為群體無償做奉獻，社會就平等，大多數人就不會感到痛苦，但代價是全社會的平庸。但倘若對個人智慧報以對他人的包括財富在內的支配權，就會產生追求支配權的精英集團，代價是廣大平民感到痛苦，感到相對被剝奪、被支配，進而社會分裂。

個人智慧相對貧乏的群體因愚蠢而被淘汰，而個人智慧相對豐富的群體因社會分裂而被淘汰。常有強調社會平等團結的群體被強調個人私欲的群體擊潰；也常有強調個人私欲的群體被強調社會平等團結的群體擊潰。

古代中外哲人早已知道，私有制是悖論的總根源，不平等是人類痛苦的源頭。柏拉圖的“理想國”拒絕私有制，孔門的“大道”是貨力為公的“天下大同”。人人平等，與世無爭，“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社會停滯或永恒，是理想中幸福的“桃花源”。但所有人也都承認：動力來自差異。沒有高差就沒有水流，沒有正負極就沒有電流。私欲創造豐裕，沒有豐裕就沒有群體（國家）間競爭的本錢。于是，自私是“本能”“人欲”，但不自私是“人性”“天理”。朱熹企圖“存天理、滅人欲”。老子鼓吹“上善若水”，鼓勵政治精英像水一樣往低處走，用損有余而補不足的“天之道”抗衡損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然而，盡管“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依舊擋不住“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

在以種植和養殖產品為主要財富形式的時代，精英與平民間最重要的平衡器是宗教。宗教許諾一個徹底平等的來世，能緩解人們在現世感到的痛苦。佛教相信命運輪回的來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宣揚與神同在的永恒來世，反映人類對社會平等的終極追求。

在以制造產品為主要財富形式的時代，宗教衰落、資本勃興，各種意識形態流行。強調精英作用與強調平民作用的意識形態激烈競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激烈競爭。社會主義強調社會，強調以平等獲得社會團結。資本主義強調個人和資本，強調個人攫取利潤能給全社會帶來豐裕。

在以無形產品為主要財富形式的時代，資本以有史以來最激烈的技術創新競爭把社會平等的道義觀植入每個人的基因。貨幣逐漸成為人類唯一的共同信仰，勞動力價格構成社會的唯一差異，一切文化藩籬都在被金錢摧毀。人類幾乎徹底平等了，卻也陷入精英眼里的“暴民政治”或“民粹主義”。

比起數千年來的祖先和宗教崇拜，“人造平衡器”很脆弱，資本至上的現實與社會平等的訴求，向全世界展示物欲與精神的失衡，激起席卷全球的宗教或“傳統文化”復興的巨浪。資本是流動的，社會也是流動的，但精英恒定是少數。

精英利益與平民利益高度一致，也高度不一致。差異導致秩序，也是導致固化的制度秩序崩潰的原因，更是導致社會抗議運動乃至社會革命的原因。歷史的天平在社會平等和個人自由之間左右擺動。而今，由于新生產方式興起，左右擺動在加速。

貌似魔鬼，精英與平民的悖論伴隨了人類五千年。無解。

（五）跳出悖論

概念是知識的載體。克服悖論的唯一方法是放棄引發悖論的概念。

較之群體內部的（階級）斗爭，群體間的生存競爭才是人類歷史演進的主動力。歷史天平的左右搖擺都是暫時的；長期和重要的是強國變弱、弱國變強，世界權力地圖重構。由于人類群體間激烈的生存競爭，公共生活形態優勝劣汰，群體規模發生從小到大的聚合：從部落到城邦，從城邦到國家，從中小國家到超級大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中小規模的國家退出了世界競爭的舞臺，世界由廣土眾民的超級大國左右。在超級大國的壓力下，“歐洲列強”被淘汰，歐洲各國開始聯合，企圖在可見的將來構建一個“歐羅巴合眾國”。

社會文明的進步并不取決于偏重個人自由或群體幸福。跳出爭議了兩百年的話題，關注凝聚精英與平民共同體的現實，關注國家間的生存競爭，我們或能發現融個人智慧于群體生活的先進機制，從而有效解釋“民富國強”，解釋過去從東到西以及而今由西向東的世界權力版圖變遷。

談論精英與平民的共同體易，建造實在的共同體難。何種共同體才現實、有效？在“應然”的價值觀和典章制度中找不到社會進步的標尺，實在的共同體則是基于公共生活演進的邏輯。

如同五千年前，城市依舊是社會文明的主要載體，是公共生活進步或落后的集中體現。無論在哪個國家，而今多數人生活在城市里。當代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尺應主要從城市生活中獲得。這與考古學以“城池”來判斷“史前”之終結并無不同。

為衡量當代社會文明的先進與落后，本文企圖建構類似“城池”那樣簡單、清晰、普遍的標尺，從而指出社會進步的方向，也為改善我國社會治理體系和提升治理能力提供理論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