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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日本的歷史也沿途都是“中國化”與“去中國化”糾結斗爭的痕跡。早期的貴族們模仿隋唐搞了“大化革新”（順帶一提，“大化革新”是因為“崇拜中國”還是因為“要抵御中國威脅”，至今日本學術界與輿論界仍有爭論——筆者注）。第一個攫取最高政治權力的武士平清盛把“宋”作為目標。而當日本武士們成功地抵御了元朝軍隊后，一種日本優于中國的“神國”自信開始成長。

不過，等到武士德川家康結束數百年的戰亂時，他又引進了中國的儒家朱子學說，并改造為有利于維護武士封建等級制的意識形態，成為了德川幕府享國260年的重要思想保障。

末代將軍德川慶喜（1837-1913）

等到德川幕府后期，體制僵化，不再適應時代，官方朱子學就成為了眾矢之的。一方面，一部分日本儒學者宣稱中國儒學早已墮落，而日本儒學才是正統。另一方面，“國學者”宣稱是中國儒學導致了日本歷史上的戰亂與叛逆，必須回歸尊奉天皇的“神國古制”，才有出路。但共同點都是：不與“中國”決裂，便沒有出路。

正當思想上的“去中國”化傾向狂野生長時，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了，這引發了日本精英的危機感，而幾年后美國海軍準將佩里攜戰艦來到日本，要求“開國”，此時日本精英們考慮得最多的自然就是“我們不能變得和‘清國’一樣”。

這個奇妙的歷史時間漩渦帶來的吊詭后果是，雖然和很多非西方國家一樣，日本也是直接因為“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武力（威脅）而覺醒了近代民族主義，但和大多數國家把西方殖民者作為“民族獨立”的對象不同，日本是把“中國”作為自己民族獨立的對象的。

在日本的近現代民族主義中，“晚清”扮演的是反派或丑角。“不能變得和‘清國’一樣”的危機感，推動日本中下層武士和部分高層聯合起來，推翻奉行朱子學的幕府，“恢復”了日本神話中的天皇制，開始明治維新。

隨后，日本思想界開始鼓吹“脫亞”，激進的民主運動家們把認為不符合現代化發展的傳統思想和行為冠上“中國的/清國的”前綴，并主張要像西洋國家一樣用侵略、瓜分的方式去處置中國，認為這才算真正的“自由”與“民主”。

再往后，狂熱的“西化”思潮開始降溫，但新興的日本“國民”學者與思想家，在著手建構屬于日本的歷史敘述與文化自覺的過程中，又要大力排除中國文化的歷史印記，為了強調日本“萬世一系”的政治社會“和諧”，“中國”就被塑造為權力爭斗的“動亂”載體，自然晚清也被塑造為是因為“爭斗”和“私欲”而衰落，以此來突出近代日本是因為“團結”與“奉獻”才成功。

而與此同時，一部分熟讀漢學的“東洋學者”，致力于建構“中國文化正統在本土墮落，而吸收了中國文化的日本文化更為優越”的印象，而“清朝”在這里就被塑造為“中國文化正統衰落”的原因，從而為日本侵略中國提供了“正當性”資源。

時局圖

這樣梳理一下，也許讀者大概能體會到說日本“像晚清一樣”的侮辱性了吧。就像原田泰在采訪里說的，“（如果日本經濟再這樣下去）有可能被七國集團（G7）排除在外，‘（即使不從發達國家掉隊），……也直逼發達國家最低水平。……在遙遠的未來，我們可能不是發達國家了，雖然這幾十年間還是會維持現狀。’”

也就是說，意在“警告”，日本將像清朝一樣被“踢”出“發達國家（G7）”的行列，甚至進而面對悲慘的命運——這大概也算是一種日本式的“落后就要挨打”思維吧：“發達國家‘打’不發達國家是理所當然的。”

說起來，其實除了“落后”和“僵化”之外，日本近代對“晚清”還有一個印象就是“自大”。雖然晚清統治者自大，耽誤了現代化發展，的確是客觀事實。不過由此把“自大”說成是中國的民族性，同時強調日本的民族性是“善于學習”與“不自大”，這算不算也是一種“自大”呢？

前面說了，原田泰是一位激進的改革派，而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朝野各項改革方案層出不窮，但除了政治上越來越右傾之外，關鍵的經濟“改革”卻始終雜亂，沒有出現期待的“復興”效果。這就是“日本”，而非“晚清”。

一個國家有起起伏伏，實在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相比空談“民族性”，不如找準客觀原因，踏實探索實踐路徑，才能有所改進。用“晚清”來批評今天的日本，盡管對日本人有很強的“侮辱性”，但似乎并無助于找到真正適合日本的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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