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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變化理論”之后

美國歷史學者約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R. Strayer）認為，現代人已經無法想象一個沒有國家的社會。但在亨廷頓看來，美國之所以成為現代國家的例外，國家對現代人之所以重要，恰恰不是因為“現代”，而是因為“作為制度的國家”“作為諸政治制度集合體的國家”所蘊含的公共美德。亨廷頓認同托克維爾所指出的，“如果人想保持為文明人，或成為文明人，就必須隨著人們境遇平等的增長，同步提高和改進共處一體的藝術”。但是，亨廷頓的重心是國家建構而非托克維爾的民主建構，他進一步指出，保持共同性的統治技藝，就是政治的制度化也即“作為制度的國家”的現代化，如果參政的擴大速度大大超出共處一體的藝術，如果政治制度的發展落后于社會經濟的變化，就會產生不穩定。

對亨廷頓來說，國家的發展意味著政治的制度化，制度化的水平表現在組織和程序的適應性、復雜性、自主性和內聚性，適應性越強、越復雜、自主性越高、凝聚力越強，制度化的水平就越高，國家的現代化水平也就越高。但是，“作為制度的國家”的重要性并不僅僅是因為與權力結構關聯的有效性，更是因為與倫理道義關聯的正當性；不僅僅是因為“力”與“利”，更是因為“信”與“義”。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治制度，一個社會就沒有能力約束恣意縱橫的個人欲望，就沒有界定和實現共同利益的手段，其政治生活就會成為不同社會力量無情競爭的霍布斯世界。在他看來，倫理道義需要信任，信任涉及可預期性，可預期性需要規則化和制度化的行為模式，創建政治制度的能力也就是創造公共利益的能力。進而，制度化水平低的政府不僅無能而且腐敗。亨廷頓指出，這是因為，政府的最重要職能就是統而治之，無能且沒有權威的政府是不道德的，正如枉法的法官、怯懦的軍人或無知的教師那樣不道德。政治制度的道德基礎，植根于人在復雜社會中的需求。因此，他認為總統或中央委員會都是一種職位，都是一種能夠賦予公共利益以實質的政治制度，都是獨立于社會力量的權威。有沒有這樣的政治制度，是政治發達與不發達社會的區別，是倫理共同體與非倫理共同體之間的區別。在這里，亨廷頓改造了潘恩的政治觀念，把政府從必要的惡轉變成為必要的善，從而和聯邦黨人保持了某種思想上的聯系。

亨廷頓認為，發展中國家普遍缺乏權威的狀況讓共產主義運動取得了成功，因為共產主義政府有能力實行統治，提供有效的權威和意識形態的正當性，黨的組織提供了制度性的組織機構，可以動員群眾支持和執行政策，共產黨人為正在進行現代化、飽受社會沖突和暴力折磨的國家帶來了建立政治秩序的信心。因此，亨廷頓主張，一個好的政治體系應該具有好的政治品質，不同的政治制度各自蘊含著內在的價值追求。民主及其所蘊含的自由當然是人類社會的公共美德，但這僅僅是現代人更加偏愛的一種公共美德而已。換言之，不僅民主是個好東西，秩序也是個好東西，而具備基本的政治制度、有統治能力的國家正是連接民主與秩序兩種價值目標的關鍵。沒有政治制度和政治和能力，人類社會無法變得更美好。正如亨廷頓在1987年就任美國政治學會主席的主旨演講中所說的那樣，政治學是飽含“信念激情”的進步運動時代的產物，政治學和政治學者事實上都試圖追求實現某種美好的價值目標，而非絕對的價值中立。

對亨廷頓來說，“政府的度”或曰統治水平既包括統治的有效性也包括統治的正當性，進而也可以說亨廷頓的國家理論包含民主理論。在亨廷頓這里，通常意義上的“政體”并不那么重要，“現代”與否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彼此之間存在辯證關系的國家的有效性與正當性。就此而言，亨廷頓的國家思考和韋伯的國家思考比較接近。韋伯沒有提出系統的國家理論，但他對國家的定義深刻影響了其后的國家理論，韋伯把政治視為“對國家的領導和對這種領導所施加的影響”，他把現代國家的起源視為一個有效性問題，即對特定領土之上人口通過壟斷合法暴力的使用權所進行的支配，這是在霍布斯的利維坦式國家觀基礎上強調國家的中立性。不過，這也必然需要超越契約論的服從理論，韋伯因此馬上處理了支配的正當性問題，即“被支配者在什么情況下服從、為什么服從以及這種支配依據什么樣的內在道理和外在手段”。正是基于這一考慮，韋伯提出了支配正當性的三種心理學依據或曰理想型：傳統型、超凡魅力型和法理型。當然，韋伯所說的支配正當性也與有效性密切關聯而非截然二分，有效性與正當性的關系事實上是復雜的、動態的。

韋伯的國家視角著眼于國家的實際構成，在這個意義上，亨廷頓的確可以說是一個“新韋伯主義者”。韋伯的國家概念是對霍布斯國家理論的再次抽象，即把暴力和對暴力的恐懼轉化為正當權威的服從，而亨廷頓則進一步將合法暴力的壟斷轉化為軍官群體受文官群體有效控制的軍政關系，他不再把暴力和對暴力的服從視為現代國家唯一重要的起點，而是把國家的制度構成問題復雜化了。亨廷頓認為，正是在追求建構國家的九種重要制度上，不同政體的國家具有很大的共性，西方國家內部的制度共性遠遠大于非西方國家之間的制度差異，西方國家的政治現代性也比非西方國家更為顯著。因此，亨廷頓和社會學者邁克爾·曼都可以說是典型的“制度主義國家論者”，他們都把國家視為多種基本政治制度的集合體，都在馬克斯·韋伯的基礎上擴大了“現代”國家的有效性、正當性、多樣性和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