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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代”國家的非現代性與“政治變化理論”

亨廷頓致力于分析重大問題并提出不流俗的可能方案，這讓“現代”國家問題在其思想譜系中的出場與眾不同。在1971年的《求變之變》長文中，亨廷頓闡明了自己這種反主流問題意識的論辯對手，他把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政治理論分為三個階段，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理論重心：第一個階段的重心是現代化理論，第二個是政治發展理論，第三個是他針鋒相對所提出的“政治變化理論”，集中體現在《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

現代化理論與政治發展理論存在內在的關聯，現代化理論用傳統-現代的社會二分法來解釋西方社會和非西方社會的差異，認為西方化是現代化的唯一方向，政治發展理論也接受了這個方向并把自己建立在現代化理論的基礎之上。對此，亨廷頓表達了不同意見。在他看來，“政治現代化”的絕大多數定義都是圍繞現代政體與傳統政體的差異建立起來的，“政治現代化”被視為包含權威的理性化、職能的分化和參政的擴大三大方面的政體轉變。但是，權威理性化、職能分化和參政擴大化并不等于現代化。政治現代化雖然涉及傳統政治體系的變化，但這種“變化”帶來的往往是崩潰，而不一定走向政治秩序。亨廷頓認為，只有典型的“韋伯主義者”，才會把政治體系的最終目標的特性等同于政治體系的變化過程和功能的特性。他認為，現代國家與傳統國家的最大區別在于，人民在大規模政治組織中的參政和受政治影響的程度都擴大了。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與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在目標、模式和道路上都非常不同，前者在現代化的起始階段，就面臨中央集權、國家整合、社會動員、經濟發展、政治參與和社會福利等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它們希望學習西方國家的現代經驗，但在思想和實踐層面都遭遇巨大挫折。它們所面臨的全局性挑戰在于，經濟發展加劇了不平等，社會動員又降低了經濟不平等的正當性，二者疊加導致了政治失序。所以，亨廷頓強調不能把現代化等同于現代性，不能把過程等同于結果，沒有哪個國家真正排斥現代性，但現代化往往增加傳統群體與現代群體彼此之間和各自內部的沖突，現代性產生穩定性，而現代化卻產生不穩定性，向現代性變化的速度越快，政治的不穩定性也就越大。因此，每個希望追求現代性的國家都需要強有力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能力，需要在不同的發展目標、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之間做出權衡抉擇，調節、控制現代化的速度，以提高人民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平等程度為要務，而不是丟棄自主性去盲目追求西方化的現代化。

正是在意識到現代化理論和政治發展理論無法涵蓋不同發展水平的社會的政治變化、無法處理更復雜的變量及其彼此之間的廣泛關系之后，亨廷頓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變化理論”，將焦點放在各種政治因素及其相關性上，充分靈活、高度包容地囊括政治體系在國內外環境下的變化根源和模式。在現代化和政治發展理論中，重要的不是國家而是現代，而要成為現代國家，重要的不是政治，而是經濟和社會因素；重要的不是過程，而是西方化的現代化這個方向；重要的不是在不同發展目標之間進行選擇、排序、權衡，而是僅僅認準其中一個政治目標。在亨廷頓的“政治變化理論”中，重要的不是現代而是國家，重要的不僅是經濟社會因素更是政治因素，重要的不是方向而是出發點和過程，重要的不是某個目標而是必須兼顧多重目標并做出輕重權衡。對于任何國家而言，發展的目標都是多樣的，不僅僅包括西方化所意指的自由民主，也包括發展中國家所必須追求實現的經濟增長、公平平等、國家自主以及安全穩定。在亨廷頓看來，穩定和秩序對于任何政體而言，都是最為重要的核心維度。因此，“政治變化理論”強調現代性與現代化在供給穩定性上存在云泥之別，強調西方化并不是現代化的唯一目標，強調非西方社會應該建構適合自身的“美好社會”模式，強調政治體系的政治品質、政治質量的重要性。歸根結底，一個國家是否具備最為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能力，決定了它是否在統治、有沒有自主性、能否實現兩個以上的發展目標，以及是走向政治秩序還是走向政治衰敗。

概言之，亨廷頓把“作為制度的國家”視為政治世界萬千變化中的不變。據此，亨廷頓的學術生涯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后各三十年左右。在第一個三十年（1948—1976）中，亨廷頓的重心放在官僚制度、軍政制度、政黨制度所指向的國家的有效性上。在1949年寫作完成的博士論文《孱弱的州際貿易委員會》中，亨廷頓處理的是政府監管機構在經濟領域的專業性與自主性之間的關系。流行的學術意見認為，監管機構的專業性越高，自主性越強。但是，亨廷頓通過梳理州際貿易委員會的發展史，并比較了它與交通委員會和海軍委員會的專業性與自主性，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在美國的利益集團政治機制下，專業性越高，自主性反而越弱。在1957年的《軍人與國家》中，亨廷頓反復追問一個自由主義社會如何提供軍事安全，什么樣的軍政關系有利于維護國家安全，在比較了歐洲和美國軍事專業化的不同道路之后，他主張職業化的軍官群體是國家官僚體系的組成部分，軍事制度是國家的政治制度，自由主義社會同樣需要權威，服從文官控制的職業化軍官群體和保守主義軍隊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條件。在1968年的《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中，他反復強調政黨是唯一的現代政治制度，把傳統政體的政治變化、軍事專制政體的政治轉型、通過革命的政治現代化以及階層分化重組帶來的不同改革戰略的重心，都寄托在政黨身上。在政黨對于現代政治的意義上，亨廷頓和韋伯的觀點很接近，韋伯同樣認為，政黨是代議制下通過選舉來組織政治生活的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在1976年的《民主的危機》中，亨廷頓處理了民主制國家的統治能力問題。總體而言，盡管亨廷頓并沒有直接提出“國家能力”和“國家自主性”等“回歸國家研究范式”的核心概念，但他所處理的統治水平、統治能力、政治制度的自主性等“現代”國家問題已經充分處理了這兩大理論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