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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因市場而治理”

與“國家為市場而治理”相反，“國家因市場而治理”主張“政府干預的必要性源于市場經濟的內在缺陷”，市場不是自生自發、漸進發展的，“自我調節的市場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14]，市場運行及其后果所導致的缺陷賦予了政府干預的必要性。重商主義反對國內稅費負擔，卻又希望從國家手中獲得專營權、專賣權。重農主義寄望用國家權力來確保糧食、商品、貨幣的自由流通。古典自由主義希望國家主動收縮放權，以建立市場并擴大市場的作用。這也說明，市場往往是政府干預的結果，市場形成與運行的每一步都離不開政府干預。

“自由放任是有計劃的，而計劃卻不是”[15]。正是看到了市場從來都不是自我調節、自生自發、漸進發展的產物，看到了市場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毀滅性社會后果，看到人異化為勞動力商品之后的悲慘境遇，歐文等早期社會主義者才反對自由放任，主張要把經濟生活放在社會整體之中，主張保護人的社會性從而恢復人的整體性[16]，這個主張讓被剝奪了普選權和福利救濟權的工人群體得以成為一個階級，而國家應該成為保障工人階級利益的工具。

馬克思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都強調國家的工具性，資本主義國家是保障資本家階級、推行資本控制、尤其是金融資本控制的工具，市場資本主義是維護資產階級法權的工具。任由市場自由放任下去，人類社會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在市場經濟這個“撒旦的磨坊”不斷擴張的同時，社會出于自我保護的需要不斷向國家和政府施壓，要求其出面干預市場經濟，這種雙向運動不斷地協調著政府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并讓后者成為19世紀文明轉向20世紀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上，波蘭尼把兩次世界大戰的肇因歸結為二者之間關系的失控。

因此，無論是最早的烏托邦社會實驗、早期社會主義，還是新馬克思主義、新經濟政策、指令型計劃經濟，種種社會主義的理念從16世紀開始就把經濟生活放在社會整體之中，國家有權力、有必要介入、主導乃至支配經濟生活，并不承認市場具有支配國家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卡爾·波蘭尼

事實上，發達國家的政府在其工業化進程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17]對于希望趕超先進國家、發達國家的落后國家、發展中國家而言，對于需要從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轉向國家干預的資本主義的國家而言，其政府也都需要在經濟生活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正是貫穿德國歷史學派、進步主義的制度學派、凱恩斯主義和發展經濟學的經濟理念主線。

19世紀40年代直至20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為了結束普魯士德國的分裂、落后狀態，德國歷史學派反對自由放任，主張大規模的、積極的政府干預，國家培育工業、交通和經濟增長，保護不成熟的本國工業，廣泛干預經濟事務以實現趕超戰略，并維護工人健康、福利和效率，改善普通人的生活環境。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極大擴張，推動普魯士統一了德國。

在進步時代的美國，社會中下層對不受約束的自由資本主義發起了各種反抗運動，在進步主義思想影響下，制度學派主張國家應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進行干預，從而實現社會進步，改善工人生活境遇，促進收入的公平分配，這些領域包括[18]：提供“公共物品”，比如國防、道路、橋梁、控制環境污染；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讓經濟的“外部性”內在化；限制壟斷；調節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彌補市場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對稱性。

1929-1933年大蕭條之后，面對經濟的嚴重停滯與衰退，凱恩斯主義提出政府實施恰當的財政、貨幣和收入政策來積極干預經濟，促進充分就業、價格穩定和經濟增長，為了應對衰退或蕭條，政府應增加開支或減少稅收，增加貨幣供給來降低利率。如果遇到總支出過度引發的通貨膨脹，政府應減少自身支出，增加稅收以減少私人消費支出，或減少貨幣供給以提高利率、抑制過度投資支出。

凱恩斯主義讓羅斯福新政獲得極大成功，也推動了二戰后至70年代初的美國和歐洲經濟的復興。但是，在三十多年的經濟繁榮高度增長時期結束之后，人們迎來了通脹時代，凱恩斯主義因此成為新自由主義的最大敵人。不過，由于成功扭轉了經濟衰退，凱恩斯主義深入人心，人們普遍接受了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1929-1933美國大蕭條時期

1945年以后，發展中國家競逐國家富強，接受了發展經濟學的關鍵主張，即國家有責任推動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包括政府主導市場經濟的發展，制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藍圖，通過產業政策推動增長的轉型能力，以及制定并推行相應的社會政策。這種發展理念成就了“亞洲四小龍”和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

因此，中國的結構主義認為，國家在經濟生活中所應發揮的作用很大。

首先，國家至少要發揮新古典經濟學派的作用，包括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制定和實施法律，維持社會基本秩序；界定產權、保護產權；監督合同履行；維系本國貨幣價值。

其次，國家應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進行干預，包括提供公共物品，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使經濟的外部性內在化，限制壟斷，調節收入與財富分配，彌補市場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對稱性。

第三，各國政府因其結構結構需要發揮的特殊功能，包括主導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在市場發育不全時幫助克服市場缺失，發揮公共投資和利用產業政策，集中社會資源超前和強化公路、橋梁、鐵路、通訊、航空燈基礎設施，環境保護，建立社會保障體系。[19]

簡言之，“國家因市場而治理”所代表的政治-經濟觀念認為，無論是走在轉型道路上，還是已經躋身市場經濟，“市場失靈”的風險遠遠大于“政府失靈”，市場有內在的不足和缺陷，國家必須出面矯正。因此，總的原則應該是“國家監督市場”而非“市場監督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