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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國家為市場而治理”與“國家因市場而治理”既是兩種相對的政治-經濟觀念，也代表著兩種不同的國家-市場關系模式。無論是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還是各種（作為一種治理術的）新自由主義思潮，都將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界定為自由放任，國家與市場的關系表現為 “國家為市場而治理”，國家的作用是服務于市場的創建、生長、成熟。而“國家因市場而治理”則認為市場不是自生自發、漸進發展的，主張“政府干預的必要性源于市場經濟的內在缺陷”。

一個政治共同體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需要對不同的發展目標做出審慎的選擇，這一目標必然會影響其國家-市場之間的關系模式。對于中國這樣的巨型國家和復雜社會而言，應認識到并充分重視發展目標的多樣性，在自身與他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實際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做出問題導向、腳踏實地、深思熟慮的選擇，而非不假思索地奉行某種無法自持的“自生自發的市場自由”思維。

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歷久彌新。當今中國已經從市場轉型的初級階段步入了市場經濟的深水區，國家不再主宰一切，市場也不再是輔助作用，中國已經宣布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但是，由于現實態勢的復雜多變，在理解和處理國家與市場之間關系之際，人們往往需要反復權衡不同的政治-經濟觀念、關系模式和發展目標的優劣利弊及其先后次序，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需要既能抓住“牛鼻子”又善于“彈鋼琴”，因此，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有必要討論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究竟應該發揮什么作用。

觀念決定行動，知往方可鑒今，本文將圍繞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這個核心議題，先梳理“國家為市場而治理”和“國家因市場而治理”兩種政治-經濟觀念，再比較其中所蘊涵的兩種國家-市場關系模式，最后討論不同階段的發展目標與國家-市場關系模式之間的關系。

一、 “國家為市場而治理”

“國家為市場而治理”與“國家因市場而治理”既是兩種相對的政治-經濟觀念，也代表著兩種不同的國家-市場關系模式。“國家為市場而治理”這個說法來自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晚年的兩次法蘭西學院系列演講，它們分別是1977-1978年的《安全、領土與人口》和1978-1979年的《生命政治的誕生》。[1]這兩次系列演講剖析了自由主義治理術的思想譜系，自由主義治理術的出現被視為現代國家誕生的標志[2]，其合理性就孕育于“國家為市場而治理”所代表的政治-經濟觀念和國家-市場關系模式之中。

米歇爾·福柯的思想史考察既與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建構相契合，又與卡爾·波蘭尼對亞當·斯密的顛覆性批判相一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3]抽象而概括地提出了一整套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卡爾·波蘭尼的《大轉型》[4]用豐富的經濟史、社會史和政治史依據予之以解構和批評。福柯的《安全、領土與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誕生》則從思想史角度厘清了作為一種“權力的技藝”的自由主義，不僅如此，自由主義所揚棄的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也都被視為一種權力的技藝，或者一種統治的技藝，也就是一種“治理術”。

作為三者的共通之處，這種治理術對自由的理解是從流通這個空間概念開始的。17世紀之前的歐洲城市是封閉的，17-18世紀的歐洲城市在空間、司法、行政和經濟上都是開放的，一個好的城市國家必須符合幾何學原理，主權的政治功效與空間的分配高度相關，國家的要素在其空間上要能夠循環流通起來，不僅農民、工匠、官僚和君主這些基本要素必須流通起來，觀念、意志、命令、商業等要素也必須流通起來。

由此，在政治上，確保通過首都規劃的幾何化、領土的首都化和國家的首都化，來組織人員、商品和空氣等要素的流通，消除危險因素，區分好的流通與壞的流通，并讓好的流通最大化；在經濟上，確保主權范圍內的商業貿易可以實現最大程度的經濟增長，這就是重商主義的主旨[5]。

重商主義所回應的社會經濟問題是從16世紀初開始西歐社會頻繁發生的糧食短缺。

為了避免糧食短缺，重商主義主張嚴格限制糧食的生產與流通，包括禁止囤積糧食、禁止出口、禁止漲價，限制糧食的耕作面積、價格、儲存，控制糧食在地區之間、國與國之間的流通，從而將糧價降到最低，壓低農民的利潤，既讓市民得以最小的成本保持溫飽，也將工人的工資盡可能壓低，這一方面是為了防止城市出現影響統治正當性的暴動，另一方面又可以積累金銀財富，提高國家實力。[6]

在這個時期，君主所代表的中央政府權力不斷強化，逐漸在全國打破地區壁壘，統一管制專營權、專賣權、生產方式和產品質量，并限制國內商業競爭，補貼民族產業，禁止原材料外流，鼓勵制成品出口，對外則推行民族主義、保護主義、殖民主義。

但是，控制糧食價格卻并沒有解決糧食短缺問題，因為糧價越低，反而讓豐收的農民更容易破產，進而降低種植面積，導致人們隨時遭受食品短缺打擊。所以，重農主義反其道而行之，把糧食的自由流通、自由貿易作為基本原則，主張取消囤積禁令，取消出口禁令，為市場松綁，甚至允許通過行政補貼保證糧食漲價，允許出現稀缺，允許出現饑餓，允許自由流通和自由出口，只要不是所有人、所有市場都短缺、都昂貴，就可以避免大規模的、普遍的饑荒災難，放任他們各行其是，不要無事生非，要無為而治，由此必然需要一整套建立在世界市場尺度上的、以“經濟人”的各種行為要素為分析單位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

這種分析方法不僅把經濟學視為物理學，也把政治學視為物理學，自由就是流通，流通就是自由，權力只能通過每個人的自由才能運行，這樣一來，自由不僅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也變成了一種權力的技藝，這就是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的終極源頭。[7]

在重農主義影響下，從17世紀末開始，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相繼確立糧食的自由貿易體系，只保障生命財產、契約自由等基本方面，只對土地所有者征稅、只征收直接稅，反對其他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預，支持國內外商業、貿易自由化。這個時候，經濟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學與國家理由對接起來，提出了一種治理模式，即市場模式，市場所提供的不僅僅是公平的交換、公平的分配，也是供求決定價格這個自然機制所支配的真理化的場所。[8]因此，好的治理應該按照真理來治理，也就是應該按照市場模式來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