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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歐樹軍為胡凌《探索網絡法的政治經濟起源》一書所撰序言】

二十年前，約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在瑞士達沃斯器宇軒昂地宣示，網絡空間將成為一個新世界，這個新世界沒有物質、沒有肉體，沒有邊界，更沒有等級、特權、偏見和壓迫；這個新世界不接受現實世界的教化、約束、殖民和統治，也不接受任何法律和政治的強制和支配，這個新世界有自己的文化、道德、不成文法典，也有自己的社會契約和糾紛解決機制；總之，這個新世界的治道更人道、更公平、更文明，它將會終結工業世界的政府專制。

“你們關于財產、表達、身份、遷徙的法律概念及其關聯對我們不適用。這些概念建立在物質的基礎上，我們這里沒有物質。”長期以來，這一毫不妥協的網絡空間自由主義憲章，一直被視為網絡空間的政治與法律研究的理論前提。

的確，在20世紀的最后25年，伴隨著信息技術的革命，網絡成為信息的基本組織機制，這一有著熊彼特意義上的“創造性破壞”鮮明特性的新機制，塑造出了一個全球尺度上的“信息社會”，就是一個技術上無遠弗屆的全球網絡空間，其中，網絡化成為信息化的組織規則，在信息處理、知識互補、利益分享、互惠信任上，都既優于市場交易又優于科層組織。

但是，這種新機制在催生新社會的同時，也延續了國與國之間在全球化的經濟網絡中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的不對稱，它把有價值的人口、社群、產業和領域網羅其中，把一切沒有價值的人和物都拒之門外。因此，這個新社會只在技術上是新的，在本體論上仍然在兩極化道路上高歌猛進，全球各國的社會結構、勞資關系，尤其是生產方式，都在沿著這個方向發展。

循此而言，二十多年來，網絡空間與物理世界之間的差異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大。網絡空間的政治文化仍然受到物理世界的巨大影響，新空間所孕育的“新文化”正在萎縮。新技術看上去催生了一種“新政治”，信息技術的革命重新塑造了社會權力的組織方式，提升了人們的集體行動能力，拓寬了政治參與的渠道，使之在組織、控制、后勤和溝通上都很有可能量變引發質變，網絡空間因此成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地。

但是，即使在美國，網絡的每個層次和領域仍然是“贏家通吃”，網絡政治信息和話語權仍由一小群精英和機構所創造和過濾，丑聞、爆料等傳播事件仍然受制于精英群體的問題意識、興趣取向，普通大眾仍然嚴重分散，碎片化、微不足道。同時，新規則所催生的“新經濟”也并沒有緩解不同的國家、階層和族群之間的政治經濟不平等。

不過，網絡空間與物理世界當然不是毫無差異的，二者事實上也正在進行著復雜激烈的政治與法律競爭，這實質上是一種主權競爭。物理世界的主權在特定邊界之內，表現為國家權力對內的至上性和對外的排他性。網絡空間之所以有能力挑戰民族國家的權威，是因為其基礎架構的技術特性，這是指互聯網在其基礎架構的物理層、代碼層、內容層三個層面，與現實政府競爭對人的管轄權，其中重要的問題包括，現實政府究竟有哪些規制網絡的權力，網絡空間的基礎架構是否支持現實政府的規制，以及，基礎架構作為一種主權，對社區生活的統治，所代表的政治是什么，什么在影響基礎架構，如果代碼就是法律，誰是立法者？什么樣的價值理念被帶入代碼？誰來構建網絡空間？誰來決定網絡空間所要實現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