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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羅斯福來說，美國和英國之間的文化的相近不可謂不重要。他唯一的遺憾是，他的這些反對他增加軍備以應對德國威脅的同胞們卻不像他們舊世界的兄弟一樣更全心全意地好戰。 “我們的人民是短視的，他們不了解國際事務，” 在世界大戰期間，他向英國小說家和詩人魯德亞德·吉卜林抱怨，“你的人民曾是短視的，但在這些事情上他們不像我們人民那么短視……多虧了寬廣的海洋，我們人民認為他們沒有什么需要畏懼的……而且他們也不用承擔責任（增加軍備）……”

總之，西奧多·羅斯福奉行的外交政策堅實地建立在國家利益、軍事實力和國際力量平衡的基礎上。他曾對一個朋友說：“如果我必須作出選擇（鐵血政策或者無力的手段），那我堅持推行強硬的外交政策。這不僅對于我們的國家更有利，從長遠來看對世界發展也更好。”威爾遜所提出的“國際聯盟”總是讓他想起伊索寓言的一個故事：“狼和羊群達成一致，解除對于雙方的警戒武裝。當羊群懷著美好的信念打發了保護它們的牧羊犬，旋即被狼群吞入腹中。”如果非要說老羅斯福和基辛格與奧巴馬有什么共同點的話，那大概是三人都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當然，這個獎項的頒發主要看諾貝爾獎委員會的臉色，與和平關系不大。

組建中美俄威權主義聯盟

追隨著老羅斯福的步伐，特朗普會有怎樣的戰略構想呢？有一點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就像老羅斯福一樣，特朗普跳出了威爾遜提倡的所謂保障“集體安全”的思維桎梏，也不會再愿意讓美國為國際合作支付昂貴的賬單。與此相反，他會極力促成由地區間大國共同支配的國際新秩序。這些大國應該由強有力的領導人當權并且能夠與他達成一致：持久穩定的國際秩序必須建立在各國力量平衡的基礎之上。

我們不難看出，特朗普與老羅斯福在外交政策上“英雄所見略同”。基辛格在提及后者時說到，“對于羅斯福而言，國際政治就意味著斗爭。從推動歷史發展的角度，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觀顯然比個人道德有用的多。在他看來，那些過于溫和的人不可能（在一代又一代的斗爭中）成為最后的贏家，除非他們變得強大起來。對羅斯福而言，美國不是一項事業而是國際舞臺上一股強有力的力量，在未來它會是最偉大的。”從這看來，羅斯福和特朗普的觀念何其相似。

基辛格說到，“羅斯福認為在一個由強權支配的世界，事物的自然秩序都體現在‘勢力范圍’”這一概念之中，即在某一特定區域內總是由特定的大國占據絕對優勢地位。讀者很容易注意到老羅斯福一個多世紀以前的言論卻也極其精準地描述了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的模樣。

這一推論（被稱作“羅斯福推論”）被羅斯福直接應用于外交策略上：在亞洲聯日抗俄，在歐洲遠德國親英法。然而，歷史的車輪向前輾轉百年，國際形勢風云變幻，各國政治力量的對比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要用老羅的策略應對2017年，我們就得做出一系列調整，考慮可能的變化，改變合作伙伴。

當我在腦海中回顧特朗普于當選后旋即發表的演說時，我不禁在想：如果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決定尋求與莫斯科和北京更好地對話，那會怎么樣？他會將自己的親俄意向與基辛格所主張的中美友好伙伴關系這兩條線結合起來。這在理論上是可行的，如果特朗普只是在歌舞伎劇場和中國談談貿易的話（這也是很多有影響力的中國人希望他做的）。這和他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強硬立場也是一致的，在這一點上美俄中三個大國達成共識，因為各自國內穆斯林團體人數的強勢增長已經不容小覷了。同時他也想通過這樣的方式來重建中東秩序，向阿拉伯世界的舊秩序中的國王與獨裁者施壓，且以犧牲伊朗的代價來加持以色列。畢竟在這件事上指望不上俄羅斯，中國更不必考慮。

美俄中三國可能想趁著英國脫歐和歐盟內部各國政治分裂愈演愈烈的機會，將歐洲從大國/列強(Great Power)的地位拉下馬來。對于特朗普而言，一個可能的辦法就是提議用“大”北美自由貿易區代替“小”北美自由貿易區——北大西洋自貿協定。這樣一來，既能將英國直接納入后歐盟時代的 “英國—大西洋”的勢力范圍，又能兌現特朗普競選時承諾的反墨西哥政策（當然不反加拿大），同時還能對北約成員國施加壓力讓他們增加本國目前看起來少的可笑的國防預算：可謂一舉多得。最后，他和普京還會共同致力于幫助歐洲大陸的民粹主義領導者如瑪麗安·勒龐贏得2017年的大選。正如老羅斯福在1906年所說的：“法國應與我們同在，英國應和我們聯合。這樣的安排無論對經濟還是政治發展而言都是最好的。”

一個建立鷹兔熊世界權威的理想

這個戰略的一大顯著特征是，假如瑪麗娜·勒龐能夠沖破阻礙戰勝法國共和聯盟，那么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終將被民粹主義或威權主義控制。屆時，威爾遜集體安全建制將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服務于大國利益：實力政治的終極報復。

那么，不言而喻，世界上剩下的國家將成為強權共同體面前的失敗者。日本和德國將成為最大的輸家，正如他們是戰后所設計出來的旨在解除武裝、限制并促進他們發展的國際結構的最大受益者一樣——盡管基辛格無疑會督促新政府采用俾斯麥式的方式對待日本，在和中國的新伙伴關系之下，繼續維持美國對日本的防御承諾，與此同時鼓勵德國留在歐盟以防止其發展成為民族主義國家。

同時，新的美中俄的三角關系將比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之間的后拿破侖神圣聯盟更為寬松，但是自由派人士將像兩個世紀前的前任領導人那樣，譴責該聯盟為無視人權和國際法的民粹主義者和威權主義者所組成的邪惡聯盟。其他的專制主義者將會很開心，因為它們的對手將發現自己不但無法得到西方的支持而且更致命的是它們將暴露在間諜網絡活動之下，等待它們的將是毀滅。

在經濟方面，也是同樣的道理，新的北半球共同繁榮超級聯盟將通過犧牲其他金磚國家——比如巴西、印度、南非——與許多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獲益匪淺的更小的國家的利益來實現自身的茁壯成長。這對于波羅的海諸國來說將是災難性的事件。對于愛爾蘭共和國來說也是一樣，作為英美海洋中一個島嶼，它會突然迷失方向并無所適從。這對于墨西哥來說很糟糕，但是對于烏克蘭來說將是一件更糟糕的事情。但是對于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來說，它至少提供了某種秩序，在它的庇護下世界大戰將很難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