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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對特朗普的建議可以總結如下：

1.無論在貿易還是南海問題上，不要與中國陷入全面沖突，而要尋求“全面協商”，力求實現對話機制、推行《世界秩序》一書中主張的“共同發展”政策。基辛格常定期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因此，在中美問題上他是相當有發言權的。他指出，習近平認為“對抗太危險”，“敵對國家必須要化敵為友，在共贏基礎上展開合作”。

基辛格說中國民眾想對美國新總統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我們是你，我們會盡力遏制中國的崛起。那么現在你們會尋求遏制中國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兩個同樣渴望持續強大的超級大國并存下的世界將會是什么樣？”特朗普需要對此作出回答。基辛格反復說到的另一種情況是，中美雙方像1914年兩國在太平洋問題上一樣各說各話，今后在網絡問題上也將分歧很大。

2. 鑒于當前的俄羅斯是一個實力削弱的遭受重創的后帝國時期大國，普京渴望俄羅斯成為“一個強大的、與美國旗鼓相當的力量，而不是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下的屈從者”。基辛格給特朗普的訊息特意投其所好：“對話不可能將俄羅斯帶入國際秩序中。達成目的不僅需要交易技巧，還需要理解對方。

”基辛格認為交易的核心是要讓烏克蘭成為“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橋梁，而不是任一方的前哨”，就如同冷戰時期的芬蘭或奧地利，“可以自由處理與各方包括歐洲與俄羅斯在內的政治、經濟關系，但不加入任何軍事或安全聯盟。”自從克里米亞被吞并后，獨立派運動得到俄方支持，競爭激烈的東部地區間歇性沖突不斷，一個不結盟的烏克蘭也將會去中心化，提升東部地區的自治程度。對俄外交的另一種情況就是我們可能一不小心過度利用自身金融及軍事優勢，將一個后普京時期的俄羅斯變為一個巨型南斯拉夫，以致“飽受從圣彼得堡一路延伸到海參崴的斗爭沖突的摧殘”。

3. 借“英國脫歐”之機，推動歐洲大陸從官僚內省轉回戰略責任。（“他們一面準備放棄自己在歷史上所代表的戰略核心，一面談論戰術問題。”）

4. 如同我們約20年前在前南斯拉夫的做法那樣，在敘利亞制造和平局勢。在外部利益相關勢力的全面監控下，“給阿薩德政權的緩沖”已持續一年左右，基于目前的狀況，基辛格推崇敘利亞“劃區而治”（cantonization），類似《華盛頓協定》和《代頓和平協議》下的波斯尼亞聯邦化。伊朗必須受到牽制，因為它對和平的威脅就如同冷戰時期的蘇聯——集帝國政體與變革因素于一體。但要保留伊核協議，因為現在廢除它“會為伊朗而非美國提供更多行動自由”。最后，充分利用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新近結成、卻早已心照不宣的反伊朗、反伊斯蘭國聯盟，以達成一項有阿拉伯人支持的和平交易，這會“最大程度地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也許還能使其建立準自治體… 即，沒有法律上層結構、但事實上的自治”。

特朗普應效仿羅斯福的實力政治

如果他選擇遵從基辛格的建議，那么新總統會有可能的榜樣嗎？毫不奇怪，他和古登堡談論了很多與理查德·尼克松有關的。然而，盡管尼克松擁有戰略家的品質，但2017年的情況與1969年的情況大不相同，特朗普和這位模范的這種類比也就沒有意義。與越南相比，今天的美國部隊只涉身于少數沖突，而很少在前線作戰。對中國的開放是在過去，而不是在未來；今天的問題是開放可能結束。習不是毛。

同樣，普京的俄羅斯也不是蘇聯，蘇聯部署到古巴的核導彈僅在尼克松的就職典禮七年以前，并且蘇聯在20世紀70年代持續挑起全球革命。歐洲在1969年時不分裂，因為蘇聯部隊仍然在布拉格的街道。中東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僅是由于什葉派和遜尼派原教旨主義的興起，更有力的是伊朗或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興起。近半個世紀以來，也許在以色列-敘利亞邊境上的庫奈特拉（Quneitra），是該地區唯一的固定點。

羅斯福的大棒政策非常有效

如果不是尼克松，那么誰能作為唐納德·特朗普的戰略榜樣？雖然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基辛格接受戈德伯格的采訪中，但有一個明顯的答案，清楚地闡述在前國務卿的經典著作——《大外交》中。 這個答案是西奧多·羅斯福，與伍德羅·威爾遜相對立，是基辛格厭惡的人物。

基辛格寫道:“羅斯福的戰略出發點是：美國和其他國家一樣都是一種強權，而不是道德性的非凡化身。如果美國的利益與其他國家的利益發生沖突，美國有義務憑借其實力占得優勢。”羅斯福并沒有在美墨邊境造墻，但他的確踐行了門羅主義——無論理由多么牽強，美國有權利在任何罪惡或無能的情況下行使世界警察的權力。這一主張成為了美國插手海地、哥倫比亞、多米尼加和古巴國內事務的理論基礎，也是攫取20世紀偉大基礎設施——巴拿馬運河區領土的基礎。

此外，羅斯福不贊成多邊裁軍和集體安全等自由主義設計，也對伍德羅·威爾遜以及三次被打敗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威廉·詹寧斯·布賴恩熱衷的事情不以為然：

“我認為威爾遜-布賴恩式的態度是令人憎惡的，他們信任夢幻般的和平條約，信任不可能的承諾，信任沒有任何有效的力量支持的各種廢紙。對于一個國家和這個世界而言，在外交政策上擁有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的傳統是無比好的，而不是將布萊恩或布萊恩 - 威爾遜式的態度視為永久的國家態度…… 一個沒有武力支持的、淡而無味的公義是充滿邪惡的，甚至比背離正義的力量更惡劣。”

對于羅斯福來說，黎塞留主教的原則是：“在國家事務中，擁有權力的人通常有決定是非的權利，而無權的人只能在面對世界上大多數人的意見時費力地維持不犯錯。他對日本在1904年攻擊俄羅斯時感到同情。四年后他默許日本占領韓國。對羅斯福來說，唯一的真正地緣政治法則是權力的平衡，并且他享受玩權力交易的機會。

因此，在羅斯福的家鄉牡蠣灣，俄羅斯和日本開始了和平談判，最終達成樸茨茅斯和約（1905年），這一條約旨在限制日本的勝利果實并重建遠東的均衡。當1914年歐洲爆發戰爭時，羅斯福首先猶豫不決，但后來得出結論德國的勝利將對美國造成比英國勝利更嚴重的威脅，因為“在一兩年內”一個勝利的德國“將主張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占據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