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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近日，包括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在內的數十所美國高校爆發了親巴勒斯坦、譴責以色列在加沙地帶制造流血慘劇的示威游行。美國警察不顧學生的反對和大學教職員工的阻止沖入校園逮捕學生，多名支持學生行動的教師也遭到警察暴力對待和拘捕。

知名哲學家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原定于今年五月被聘為德國科隆大學的阿爾貝特斯·馬格努斯講席教授，但她突然被科隆大學校長喬伊布拉特·穆克吉（Joybrato Mukherjee）取消了聘任，原因是她去年秋天簽署了一封支持巴勒斯坦的聲援信。

在雅各賓網站發表的這篇訪談中，弗雷澤首次發表了自己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作為一個猶太人，弗雷澤認為猶太教和猶太文化正在被以色列政府歪曲為一種極端民族主義，這是對真正的猶太文化和猶太民族的背叛。而德國政府所采取的無條件捍衛以色列政府的政策，正在損害德國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和民主政治自由。

南茜·弗雷澤

【翻譯/ 趙丁琪】

漢諾·豪恩斯坦：科隆大學取消了您的阿爾貝特斯·馬格努斯講席教授職位。這涉及到什么問題？

南茜·弗雷澤：講席教授職位的工作本來包括為期數天的訪問，以及一個本應致力于學術交流的公開講座。我決定就我目前正在撰寫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的三張面孔》一書發表演講，這個話題與以色列或巴勒斯坦沒有直接關系。為了寫好這些演講稿，我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順便說一句，我還買了一張昂貴的機票。

漢諾·豪恩斯坦：你能告訴我你被抵制的經過嗎？

南茜·弗雷澤：幾天前，我收到了科隆一位教授安德烈亞斯·斯佩爾（Andreas Speer）發送的電子郵件，他是這些活動的組織者。他告訴我，他剛剛從大學校長那里聽說，他對我在11月份簽署的“哲學家支持巴勒斯坦”（ “Philosophy for Palestine”） 聲明表示擔憂，并希望我澄清自己的立場。我心想，真是神經病（what a nerve）!我對中東的看法關他什么事？我是個自由人，我想簽什么就簽什么。

另一方面，我也不想過于跟他們對抗。于是，我回信說，當然，關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有很多不同的觀點，涉及的各方都承受著很多痛苦，包括我自己作為猶太人所經歷的痛苦。但有一件事是不可能有分歧的。我引用了這所大學的校長在其大學官網上所發表的聲明中的一句話，即開放和相互尊重的討論的重要性。因此，我告訴斯佩爾先生，請向校長保證，在公開和相互尊重的討論方面，他絕對可以信賴我。

我以為這樣就可以了結此事。但事實上，就在一兩天后，我收到了校長的一封直接電子郵件，說他別無選擇，只能撤回邀請。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因為我在這封公開信上簽了名，而且在我們隨后的溝通中沒有否認，所以我被取消了邀請。

漢諾·豪恩斯坦：爭論的焦點是什么？是公開信中使用了種族隔離和種族滅絕的措辭？還是信中邀請讀者參與的抵制以色列機構的活動？

南茜·弗雷澤：我真的不知道，因為我沒有收到任何進一步的解釋。校長確實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和視頻聊天賬號，他說會進一步解釋自己的觀點。我還沒有回復。這是公共事務。我認為我們都需要記錄在案。所以，這將由他來澄清。現在，該大學的網站上也有一份聲明。對我來說，這一切都像是煙幕彈。這顯然違反了大學自己的既定政策，也違背了阿爾伯圖斯·馬格努斯這個名字所蘊含的價值觀。

這些價值觀就是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和公開討論。無論有人給出什么復雜的理由，來解釋為什么這一程序沒有違反這些價值觀，在我看來都是空洞的。這也向這所大學里的所有人和全世界的學者發出了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如果你敢于就某些政治話題發表某些觀點，你在這里（德國）將不受歡迎。這對人們的言論自由和政治產生了寒蟬效應。

漢諾·豪恩斯坦：當你說這違反了學校的價值觀時，你是否打算采取法律行動？

南茜·弗雷澤：我考慮過，這不是我的當務之急。我也不排除這個可能性。但首先，我想讓人們相信，這確實是一個令人憤慨的事例，很多人都認為這是當今德國的一個廣泛的趨勢。德國大學和藝術機構的掌權者，以及德國聯邦政府中那些可能在這方面慫恿他們的人，應該三思而后行。他們顯然違反了全球共同的學術規范，坦率地說，也違反了憲法中關于政治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規定。這將對德國學術界造成巨大傷害。

漢諾·豪恩斯坦：考慮到最近德國這些年發生的由于引發“公憤”而被抵制事件，你似乎并不孤單。瑪莎·格森（Masha Gessen）、加桑·哈吉（Ghassan Hage）、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其他一些人，都遇到過你這種情況。他們中的許多人和你本人一樣，都是猶太人。你對此擔心嗎？

南茜·弗雷澤：我自己不擔心。我現在呆在紐約，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包括我所在的社會研究新學院的校長唐娜·沙拉拉（Donna Shalala）。她給我寫了一封非常有力的信，開頭有一句話說得好：“阿爾貝特斯·馬格努斯會感到震驚的！”

她指出，德國大學抵制新學院的一名學者尤其令人擔憂。新學院不僅拯救了逃離法西斯主義的德國學者個人，還為延續在德國被消滅的批判理論體系創造了空間。新學院和以及我個人對這一思想體系都作出了貢獻。因此，這是對新學派的侮辱，也是對我的侮辱。但更重要的是，這違反了學術自由的準則。

漢諾·豪恩斯坦：你認為這是一種趨勢嗎？

南茜·弗雷澤：是的，我非常擔心。我認為這是一場席卷德國的大趨勢，緊隨其后的就是奧地利。這是非常有害的。我還認為，讓德國人了解猶太教的復雜性和廣度、猶太教的歷史和觀點非常重要。他們在某種程度上簽署了無條件效忠以色列的承諾，這就是德國人的責任——無條件支持以色列國。

考慮到以色列目前的狀況，這是對猶太教作為一種歷史、一種視角和一種思想體系的最重要和最有分量的方面的背叛。我說的是邁蒙尼德、斯賓諾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海因里希·海涅和恩斯特·布洛赫的猶太教。

漢諾·豪恩斯坦：你能具體說明一下你的意思嗎？

南茜·弗雷澤：以色列政府正在將猶太教貶低為民族主義，而且是一種極端民族主義，這種極端民族主義正在踐踏并基本上摧毀了加沙地帶。順便說一句，我剛剛又簽署了一封公開信！我沒有“悔改”。這封信是反對以色列的“學術破壞”，即破壞加沙的學校和大學。

一百多名教授在那里被殺害。九位大學校長被殺害。我剛才提到的人的名字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還有很多。想想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吧，他曾被邀請擔任以色列國總統，但他拒絕了。這些人的猶太人身份使他們捍衛普遍權利，而不是狹隘的部落身份。

漢諾·豪恩斯坦：你的一些批評者認為，你實際上并沒有被抵制，而只是被取消了某種榮譽。

南茜·弗雷澤：有些德國人忍不住嗤之以鼻，認為這只是一個榮譽獎。許多德國人，甚至是記者，都被脅迫接受了對學術自由實際含義的扭曲而狹隘的看法。因為這只是一個榮譽，而不是真正的學術獎項，所以就可以簡單地剝奪這些東西，這種說法是胡扯。

問題是，這是一個講席教授職位，是一項學術任命。我和其他歷任講席教授一樣，都是因學術工作而被選中的。如果說我所做的其他事情是被取消聘任的原因，這就已經說明學術自主權受到了侵犯。這一點毋庸置疑。我確實想對這些人說，你們確實有責任對猶太人進行深入思考。只是你們思考的方式不對。還有另一種思考方式。

漢諾·豪恩斯坦：瑪莎·格森（Masha Gessen）等批評家認為，德國近年來對以色列“國家（存在）理由”（laison d'etat）的具體解釋幫助了德國選擇黨（AfD）等右翼極端分子。您同意這種觀點嗎？

南茜·弗雷澤：我不能具體評論德國選擇黨。但我可以告訴你，用蘇珊·尼曼（Susan Neiman）的話說，在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右翼有自己版本的“哲學麥卡錫主義”。他們的神學理論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反猶太主義色彩。但在我看來，德國最令人擔憂的并不是選擇黨。

漢諾·豪恩斯坦：如何理解？

南茜·弗雷澤：右翼中間派是左右輿論的真正力量所在。在我看來，它很容易被那些明顯是假的論據所左右。就像有一種論調說，取消我的聘任沒有違反學術自由，而只是選擇不賦予一個（他們所認為的）我所持有的觀點的人的榮譽。

漢諾·霍恩斯坦：你說“哲學家支持巴勒斯坦”和你本應在科隆發表的系列講座之間沒有更深的聯系。但你會說你在信中的立場和你的學術寫作之間沒有聯系嗎？

南茜·弗雷澤：我不只有一重身份。我從事理論工作，但偶爾我也以公民的身份在公開信上署名。我不認為這些必須有直接聯系。不過，我偶爾也會以更具煽動性或宣傳性的方式寫作。最好的例子就是我與辛齊婭·阿魯扎（Cinzia Arruzza）和蒂蒂·巴塔查里亞（Tithi Bhattacharya）合著的《為了99%的女性主義》（Feminism for the 99%）。我們把每個人在自己作品中提出的觀點融合在一起。這是一份宣言書，闡述了如何為女權主義行動主義開辟一條不同的道路，這條道路應該理解99%的女性、男性和兒童的利益，而不是某種新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因此，我試圖普及我的學術思想，但我從未寫過關于中東的文章。我沒有太多的專業知識，但我是一個善于思考和閱讀的公民。作為一名猶太人，我確實感到自己對“不要冒用我們（猶太人）的名義”這種情緒負有特殊責任。

漢諾·豪恩斯坦：因為在加沙所做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是以猶太人的名義進行的？

南茜·弗雷澤：沒錯。毫無疑問，對反猶太主義的指責也被工具化，甚至被武器化了。

漢諾·豪恩斯坦：在德國，聯邦議院通過了一項決議，宣布對以色列政府的抵制就是一種反猶主義行為。許多德國人將此類抵制活動與20世紀30年代針對德國猶太人的歷史抵制活動聯系在一起。

南茜·弗雷澤：這是一個有趣的聯想。畢竟，沒有哪個猶太國家參與過非法的軍國主義屠殺。一個更好的類比是南非，那里有強烈的學術抵制、體育抵制和文化抵制，這些抵制與經濟抵制一起產生了一些影響，最終結束了種族隔離。順便說一句，德國人不僅僅抵制猶太人，他們還驅逐他們、圍捕他們、送進集中營并殺害他們。但是現在這里什么都沒有發生。

漢諾·豪恩斯坦：您打算在其他地方來進行您的科隆系列講座嗎？

南茜·弗雷澤：我會在其他地方舉辦！這是我兩年前在柏林舉辦的一些講座的擴充和修訂版。我現在有了很多新材料，我很想把它們展示出來。我所在的大學新學院將組織一次活動。還有人建議我在德國其他地方舉辦講座，題目是：“這是他們不想讓你在科隆聽到的。”

漢諾·豪恩斯坦：一些德國教授對您表示支持。您認為德國人在這些問題上會改變想法嗎？

南茜·弗雷澤：我并不了解情況，無法對此發表意見。但我確實感覺到，這股熱潮將會退去。至于我的情況是否會給這股熱潮降溫，或者是下一個案例，或者是下下一個案例，我現在還無法斷言。人們對此越來越感到不安。至少紐約人是這樣認為的。

漢諾·豪恩斯坦：您的同事們看待德國時，會不會問自己：這是怎么回事？

南茜·弗雷澤：在學術界和藝術界，這是肯定的。新聞界也是如此，因為格森事件被廣泛報道。還有現在姍姍來遲的剝奪巴特勒阿多諾獎的企圖——所有這一切都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至少在藝術界、學術界和新聞界，人們感到非常不安、震驚和憤怒。有許多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裔人因此受害，但也有著名的猶太人。這激起了這樣一種感覺：好吧，你憑什么告訴我們支持猶太民族意味著什么？

漢諾·豪恩斯坦：你是否認為自己是你之前所說的哲學反猶主義的受害者？

南茜·弗雷澤：我想是的。我是以德國對大屠殺負有特殊責任的名義被抵制的。我認為這種責任應該包括對猶太人的責任。但當然，它被縮小到了以色列政府的國家政策上。對我們美國人來說，麥卡錫主義是一個強有力的詞。這是一種以你是為猶太人服務的名義來讓人閉嘴的方式

漢諾·豪恩斯坦：你認為這種現象是如何產生的？

南茜·弗雷澤：這已經習以為常了。在什么是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和民主政治自由的問題上，德國人已經接受了一種狹隘的觀點。

漢諾·豪恩斯坦：在過去六個月中，美國和德國一直是向以色列提供支持和武器的兩個最重要的供應國。您是如何看待德國的？

南茜·弗雷澤：罪魁禍首是美國。我并不是要放過德國，但實際上，如果你關心誰在資助以色列的政策，那一定是美國。然而，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我想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就巴勒斯坦問題進行公開討論。巴勒斯坦的聲音出現在公共領域。包括左翼猶太組織在內的批評以色列政策的組織也出現在公共領域。

拜登承受著很大的壓力。他一直在談論更強硬的援助條件，并呼吁停火。這是否會轉化為真正的援助削減政策，或成為援助的附加條件，國會中的民主黨人是否會試圖強行解決這一問題，還有待觀察。但至少，美國政府所進行的公開的軍事援助的做法已經政治化并引起爭議。

我希望德國也能出現類似的情況。至少，這將成為一個可以爭論的公共問題，而不會被指責為反猶太主義或被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