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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將列寧和毛澤東的有機生產方式理論淡化了

觀察者網：在我們的教科書與文件中，“有機生產方式”的提法比較少見，為什么？

孟捷：歷史唯物主義承認有兩種革命，階級斗爭是革命，生產力提高也是革命，但是從長期歷史來看，生產力的革命才是最根本的革命。

在教科書的表達上，我們受斯大林學說影響，生產力一元決定論或經濟決定論的痕跡還很重。這導致政策話語也存在一些矛盾。

比如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我們社會主要矛盾是發展生產力，以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實際上是照搬了斯大林的語言。本來應該更加突出生產關系的變革，十一屆三中全會推動的改革就是通過變革生產關系來發展生產力，在政策話語的表述中，不應該把生產關系撇在一邊。

當然在具體改革實踐中，鄧小平是以新的方式貫徹了列寧和毛澤東的“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思想，通過生產關系的進一步變革最終實現了生產力的飛躍發展。

我們可以這么理解，在有機生產方式變遷中，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不是事先的，而是事后的，這意味著，所有變革最終必須引起生產力的根本變化，否則就無法實現生產方式的躍遷。我將生產力在事后決定生產關系的這種因果性，叫做結構因果性。

觀察者網：我們注意到，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注較多，相對地，對以革命實踐為基礎的列寧所開辟的蘇聯道路，和毛澤東開辟的中國道路的哲學意義與方法論意義，缺乏足夠的挖掘。你怎么看？

孟捷：是有你說的這個問題。有一位研究毛澤東的學者我要特別介紹給觀察者網的讀者，他就是原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馮契老先生。

馮契老師把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古代哲學打通了，他講到毛澤東思想是把歷史唯物論和辯證法融為一爐，鮮明體現在毛澤東以實踐為基礎的“能動的革命反映論”，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放在當下的語境，可以說是“兩個結合”應該遵循的榜樣。

中國共產黨生產力理論發展的四個階段

觀察者網：那么讓我們再回到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發展歷史的主線如何？

孟捷：回顧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我建議可以從四個階段來看：首先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抗戰前后是黨的生產力理論起源階段；建國以后的艱苦探索形成了第二個發展階段；鄧小平改革開放年代是第三個階段；新時代則開啟了第四個階段。

剛才談到，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始于《矛盾論》。1945年抗戰勝利后，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有這么一個重要論斷，他說，判斷中國一切政黨好壞的標準，是看它能否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鄧小平后來強調解放生產力，大家耳熟能詳，其實這個詞是毛澤東也使用過。

作為推動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政治主導力量，中國共產黨是使命性政黨，這個黨有一個解放發展生產力的愿景。

2023年7月30日，陜西延安革命紀念館，《矛盾論》文本。圖源：IC photo

觀察者網：可不可以理解為解放生產力的使命就是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

孟捷：是的。黨在界定自己的使命性的同時賦予了自己歷史正當性，這是源起。

第二階段，是從建國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圍繞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批判性反思開始的。斯大林當時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即“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毛澤東認識到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中沒有生產關系，顯然斯大林假定革命后形成的生產關系是完善的。毛澤東則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確立的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仍是不完善的，所以還有改革的余地。

這就跟蘇聯的經濟學拉開了距離，可以說，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開端。生產力發展的問題被納入了《矛盾論》框架，納入了有機生產方式變遷框架，生產關系變革任務沒結束，通過生產關系的不斷變革與調整，來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任務也就沒有結束。

接下來的問題是怎么發展生產力？

近來學術界開始注意到一個毛澤東使用過的概念，就是“組織起來”。毛澤東在五十年代初期號召要組織起來，讓全國人民向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進軍。在這里，所謂組織起來，事實上就是構建一種適合現代化大生產需要的分工與協調機制。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同時也是關于如何安排社會分工及其協調的理論。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借鑒了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中國一旦選擇了重工業發展戰略，就會進一步內生地產生對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強烈要求。在這里，變革生產關系和發展生產力的具體戰略之間具有反饋性質的相互加強的關系。

在這個階段的生產力理論指導下，我國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人民的身體素質與教育水平有了極大提高，為改革開放以后的發展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

第三個階段是改革開放階段，中國共產黨在組織起來這個問題上選擇了另一條技術路線，開始承認市場協調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也發展了一整套新的理論，比如八十年代國家引導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等等理論。為配合市場機制的形成也采取了一些相應的戰略，比如沿海優先發展戰略，區域分工差異化戰略，比較優勢戰略等等。

但自始至終，黨在選擇資源配置方式和經濟發展戰略的問題上，一直堅持了兩點論，即強調市場協調與國家經濟治理的結合。比如，我不太贊同將比較優勢戰略作為改革開放時期唯一重要的發展戰略的提法。至少從2006年開始，中國就提出了自主創新戰略，2015年又開啟了中國制造2025。所以比較優勢戰略只是一個方面，還有另一方面作為補充。

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利用了比較優勢戰略，但同時我們也要弄清比較優勢戰略和自主創新戰略等其他戰略之間的相互聯系，他們存在相互依賴、相互轉化的關系。把這兩類戰略的關系說清楚了，我們就講清楚了什么是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理論。

第四階段就是今天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階段。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是一幅歷史長卷，以發展新質生產力為旨歸。依照前述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理論，走社會主義道路，最終要實現高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率。要達到這一目標，就必須依托于先進生產力。新質生產力就是現階段的先進生產力，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基礎。

中國共產黨生產力理論的獨特之處

觀察者網：能否談談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與德國歷史學派先驅李斯特生產力理論的區別？

孟捷：這個問題很有意思。首先這兩個理論有相當契合的地方，當然也有重大差別。

李斯特生活在德國統一之前的年代，終其一生反對英國世界主義價值觀下的靜態比較優勢經濟學，也就是今天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國家的主體性在這套理論中是被忽略的。

而李斯特是在國家這個中間單位存在的重要性基礎上來論證生產力理論的，建立了自己的國民經濟學。在他看來，在沒有世界聯盟和永久和平的前提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要取得權力，必須植根于發展生產力。

李斯特舉例說，意大利城邦體系中的威尼斯共和國，其經濟曾經非常富裕，后來為何失敗？因為意大利沒有形成統一國家，這些城邦一旦面臨列強侵略，內部缺乏足夠大的市場，經濟就會陷入衰敗。因此，表面上看，一國從別國進口工業品而自己出口農產品是服從比較優勢的安排，是對自己有利的，可一旦世界體系的永久和平被打破，國家發展就只能停滯了。

李斯特認為發展生產力的前提是主權國家的形成，只有統一國家才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

他進而強調，第一，必須在國內建立盡可能完整的工業體系；第二，在這個前提下，建立起工業和農業的相互支撐和相互聯系的關系。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構建一個以國內大循環為基礎的國民經濟。所以提倡新李斯特主義經濟學的賈根良教授也是較早提出國內大循環的學者，這是可以理解的。

這里我想到一個很有趣的史實：上世紀五十年代最有名的經濟學家之一馬寅初先生說，相比于馬克思理論，李斯特的理論對中國會更有作用、更有相關性。他大概是認為，馬克思研究的是全球資本主義，他的視野中沒有國家的位置。

的確，今天我們可以批評說馬克思某種程度上也有“世界主義毛病”。不過如果馬寅初注意到從列寧到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就會發現中國共產黨成功地把李斯特和馬克思的理論結合起來了。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實際上包含了李斯特生產力理論的積極因素，但是完全沒有李斯特生產力理論中消極陰暗的一面。

事實上，無論是李斯特生產力理論，還是整個德國歷史學派的理論，都有帝國主義的國家主義這一陰暗面。追求生產力的發展，是與對外部空間的攫取相聯系的。這也是19世紀“德國特殊道路”最后走不下去釀成悲劇的原因。

馬寅初（1882年6月24日-1982年5月10日），攝于2015年9月3日山東濟南，山東省圖書百年館史展。圖源：澎湃影像

觀察者網：考慮那是幾個帝國主義大國相互競爭，以及拓展殖民地壓迫第三世界人民的年代，德國愛國的知識分子逃脫不了帝國主義傾向。

孟捷：大概率是如此。從黑格爾開始，到李斯特、韋伯、桑巴特，全是主張帝國主義道路的。德國作為相對后發的國家，一直受到老牌帝國主義的壓制，所以李斯特就已經認識到德國的發展需要謀求外部空間，他論證了殖民地對德國的重要性。

19世紀晚期，德國容克貴族和工業大資產階級，面對洶涌、無法遏制的國內階級沖突，想要轉移矛盾，也需要尋找一個外部生存空間。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對生存空間的需要最后轉化成了德國法西斯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