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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五大特征來說，它們之間是會有矛盾的。這些矛盾在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也不同程度存在過，但在資本主義的制度框架下，它們是不可協調的。因此，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中國共產黨生產力理論的歸宿，同時也是一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宣言，它向世界莊嚴地宣示，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協調好發展與綠色、發展與包容平等、發展與和平等各種矛盾。”

近日，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復旦大學出版社和觀察者網聯合舉辦“黨的領導與中國式現代化研討會暨《關鍵——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道路》新書發布會”。

該書的作者是孟捷、強世功、白鋼和鄢一龍，四位來自不同學科的60后與70后的學者組合。該書是國內首次跨學科，從哲學與歷史、法學、文明、經濟社會等不同角度，擺脫西方學術范式、基于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框架，論證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道路中的性質以及所發揮的核心作用的著作。會后，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孟捷教授和觀察者網交流了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道路”的理解。

2024年4月20日，研討會現場。圖源：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

中俄革命實踐對“生產力理論”的突破

觀察者網：您在研討會上的發言中提到：中國共產黨是推動“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政黨。“有機生產方式變遷”是一個很新穎的提法，這個提法在理論上意味著什么樣的突破，還請詳細介紹一下？

孟捷：對大眾來說，“有機生產方式”這個詞的確相對陌生，實際上我是用這個詞來概括列寧晚年關于生產力發展的思想。列寧在1924年臨去世前寫了一組文章，其中有一篇題目叫《論我國革命》，文章回應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對蘇聯十月革命合法性的各種質疑。因為跟西歐國家比，俄國當時生產力是很落后的。在俄國革命之初，受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影響，即便是在布爾什維克內部，也認為俄國革命只是一個導火索，是觸發歐洲尤其是德國爆發革命的導火索，一開始并沒想到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

列寧在這篇文章中論證了兩個問題。第一就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雖然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路徑，生產力的發展造成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的變革展示了歷史必然性一面，但列寧認為十月革命的爆發具有特殊性或偶然性的特征——世界大戰使得俄國成為帝國主義最薄弱的鏈條，一個先鋒隊政黨發揮主觀能動性，捕捉到革命稍縱即逝的時間窗口，結果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

列寧提到的第二個問題是，為什么我們不能先取得政權，即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然后再實現文化或生產力的發展，趕超其他國家。我理解這就是列寧定義的生產方式的 “有機變遷”，一方面賦予上層建筑的變革以格外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強調整個變革以解放發展生產力為旨歸，從而真正實現向一個更高級的經濟社會形態的躍遷。我在《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書里，對列寧的這個思想做了較為詳細的闡發。

觀察者網：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因果鏈條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的根本進步推動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變革，俄國的革命和列寧的理論將它倒過來了，豈不是顛倒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因果關系。這是一個全新的思維框架，還是馬克思、恩格斯等已經預示過有這種可能？

孟捷：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在列寧之前的確不是一點端倪都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在歷史上有過幾次大的爭論。第一次爭論是在恩格斯的晚年，他給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頭面人物私下里寫信展開辯論。這一辯論聚焦在經濟決定論和對國家作用上。那個時候我認為恩格斯就想糾偏了，因為在這些書信中他討論的主旨之一，就是關于國家等上層建筑的歷史作用。

十月革命后，意大利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葛蘭西寫過一篇文章，題為《反對〈資本論〉的革命》。他表達的意思跟列寧晚年思想完全一樣，他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以他們的實際行動證明了，歷史唯物主義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機械。十月革命的勝利雖然否定了《資本論》的某些結論，卻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馬克思主義從不把人看作單純受到經濟規律的客體，而是把人看作歷史運動中的至高無上的主體。同時，葛蘭西又說：“人是懶惰的。他們需要把自己組織起來，先是從形式上聯系或聯合起來，然后在思想和愿望上更密切地結合起來。”

俄國十月革命

觀察者網：記得葛蘭西創造了“有機知識分子”概念，來描述先鋒隊的動員與組織過程，“有機”這個字眼在他和列寧這里，有何特殊含義？

孟捷：應該說是有共性。為什么大家都用“有機”這個詞？“有機”（organic）強調的是內在密切聯系。有機知識分子強調知識分子跟特定的社會集團和階級之間的聯系，把階級的利益訴求通過理論來展現。

列寧則很清楚，在上層建筑的變革和生產力的提升之間，必須建立某種有機的聯系，這樣才能造成生產方式或經濟社會形態的嬗替。所以十月革命不是如第二國際所講的僅僅是一個“政變”，而是先引起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的變革，進而引起生產力的質變，以便為新的生產關系找到其生產力的基礎，最終實現新舊生產方式的更迭。有機變遷的落腳之處，還是推動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

列寧在《偉大的創舉》等文章里面反復強調，新生的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的競爭，歸根到底要創造超過美國的勞動生產率。這樣一來，在“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理論中，就同時包含一個生產力理論、一個關于如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理論，包括如何建立一個完整而獨立的工業體系、選擇何種資源配置方式、遵循何種經濟發展戰略等。

基于上述討論，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國道路也是一條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道路，中國共產黨是以推動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為使命的政黨。相應地，中國共產黨也必然有自己的生產力理論。從這個角度出發，還可以理解今天為什么對新質生產力問題給予了這么大的關注。

在《關鍵》一書里我指出，列寧只是在若干短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相關看法，還有很多問題沒解決，這些問題就留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首先是在《矛盾論》中繼續研究和探索列寧還沒有完整回答的問題，在建國以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期間，他又繼續對這個問題深入思考，實現了進一步的升華。

今天來看，《矛盾論》寫作的年代很有意思，1937年8月，這是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的一個月份。為什么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寫的不是軍事文章，而是一部抽象的哲學著作？這就反襯出毛澤東的視野宏遠。因為，他首先關注的是中國道路、中國革命性質這些問題。他想探索的終極問題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能不能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國家取得成功？

在窯洞中撰寫著作的毛澤東

觀察者網：因為那時候的中國跟俄國相比，工人階級更加薄弱，我們的軍隊組成和黨的基礎成員成分更多是來自農民、知識分子、地主，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工人。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當時也在質疑中國共產黨的工人階級代表的純潔性。

孟捷：是的！所以這樣就有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關系的學說，毛澤東依靠這些概念就把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融為一爐。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當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生產關系變革在此屬于矛盾的主要方面。

1938年出版的《聯共（布）黨史》專門有一章是斯大林親自寫的，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這一章當中，很遺憾，斯大林又回到第二國際的“生產力一元決定論”去了。斯大林寫這個章節的時候，蘇聯的生產力水平相對于革命前已經大大提高了，工業化基本上已經完成了，所以斯大林認為蘇聯已經有了先進的生產力技術，蘇聯已經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

蘇聯當時成了工業國沒錯，但還沒有超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以那時候的斯大林有點過分樂觀了。他回歸第二國際的生產力一元決定論，放棄了列寧的“有機生產方式變遷”思想，似乎主要是想為其體制尋求理論的正當性。與斯大林不同的是，按照列寧的“有機生產方式變遷”論，蘇聯的社會主義其實還只是朝向《哥達綱領批判》所屬望的那種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過渡階段。

觀察者網：我不禁想起來英國最早發展工業資本主義的時候，也是在生產關系土地制度層面出現突破性的變革，即大規模圈地“羊吃人”運動，然后才出現了生產力的飛速提高和工業革命。

孟捷：的確，在《矛盾論》中他所想的還只是中國道路，而在建國以后，毛澤東試圖把《矛盾論》論述的思想加以一般化，即推廣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發展道路上。而在他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直接講過：在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進程中，也是先變革生產關系，然后再引發生產力的根本革命。

可以說，毛澤東在晚年曾試圖將他的理論一般化，即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都遵從這個不同于第二國際歷史唯物主義的新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