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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發展理論和新結構經濟學

最后還可指出的是，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理論不僅是解釋成熟、或發達市場經濟的理論，同時也是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發展中國家能否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就是要設法保證這里所講的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三重條件，從而推動剩余轉化為生產性投資。如果不能兌現這三重條件，剩余轉向金融資產泡沫和奢侈性消費，生產力就無從得到發展，市場經濟也無法表現出動態效率。最近，因為賈根良教授的尖銳批判，林毅夫先生的新結構經濟學又回到大眾聚焦的視野。在我看來，新結構經濟學的思想中包含著如下在政治經濟學框架內才有意義的——從而是合理的——問題：即剩余必須用于積累，才有可能提高資本勞動比，即造成技術進步。但令人遺憾的是，林毅夫先生沒有進而回答,其一，剩余為何一定轉化為積累？哪些技術、制度、經濟等因素在剩余轉化為資本的過程中起作用？他單純假定，這些剩余來自最有比較優勢的部門，也會重新投入這些部門中去。這樣一來，問題才剛剛提出，就立刻被取消了。

 新結構經濟學試圖成為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一般理論，但遺憾的是，它對那些助推中國經濟的最為關鍵的制度形式缺乏足夠的分析。以競爭性地方政府為例，這是過去40年間最重要的經濟制度之一，新結構經濟學對此沒有提供任何解釋，對于已有的關于地方政府的經濟理論，也沒有給予任何評價。而在中國經濟中，恰恰是地方政府的行為才造成了中國過去幾十年間極高的投資率，推動實現了今日中國的巨大發展。由于這些缺失，新結構經濟學并未如其允諾的那樣，成為真正意義的關于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理論。其二，新結構經濟學也沒有令人信服地回答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技術條件的問題。

在新結構經濟學看來，通過提高資本勞動比，就能自動造成產業升級。這一觀點忽略了以下因素：首先，正如演化經濟學強調的，關鍵性技術不是擺在貨架上的商品，是不能隨意買來的；其次，資本的累積和技術能力的提高不是一個過程，以紡織業為例，企業可以運用手工勞動生產牛仔褲，也可以運用機器生產牛仔褲，最后還可以利用自動化技術生產牛仔褲。在這個例子中，資本勞動比一直在提高，但并不能保證一國就能轉而生產噴氣客機。

2.3 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和市場經濟中的按勞分配

透過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理論，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是第一個這樣的經濟制度，其精英階層的成員必須將剩余進行生產性投資和創新，以求保持他們的社會地位。在這個意義上，資本家可以定義為受社會委托承擔了積累職能的那部分人。馬克思本人也曾采用過“委托人”的提法，他寫道：“在資產階級社會里，這些資本家是生產資料的委托人，并享受從這種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實。”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如果我們假設資本家階級完美地為社會承擔了積累的職能（這同時意味著資本家將其消費限制在一定的范圍），那我們就可以將馬克思設想的流行于未來社會第一階段的按勞分配原則，運用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哥達綱領批判》在描述按勞分配原則的時候提出，在未來社會，每個生產者“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為社會）提供其他任何東西”。每個生產者根據他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從社會領回耗費了同等勞動量的消費品。與此同時，社會還要從全部社會總產品中為全社會的利益進行各項扣除，其中最關鍵的一項扣除就是“用來擴大生產的追加部分”，也就是積累。在未來社會由社會公共機關負責的這種積累，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由資本家進行的。如果資本家完成了社會的委托，妥善地承擔了積累，那么在馬克思構想的未來社會第一階段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間，就存在著某種可比性。在一個由兩階級構成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中，生產者也是在自身提供的勞動時間的基礎上，取得其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消費品的（這體現在工資率這樣的概念上）。

如果說個別生產者此時并沒有取得其勞動的全部果實，那么即便在未來社會的第一階段，情況也是如此，用馬克思的話說，在未來社會，“除了個人的消費材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的財產”。在筆者看來，上述可比性的存在意味著，按勞分配同樣可以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分配原則，或分配正義的衡量標準。而且，也許正是由于這種可比性，馬克思才把按勞分配所體現的平等權利同時稱作“資產階級權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馬恩更是直截了當地將“按能力計報酬”稱作“以我們目前的制度（即資本主義制度——引者按）為基礎的”分配原理。

不過，問題恰恰在于，由于前文談到的相對剩余價值生產三重條件的約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僅難以達到，而且經常遠離上述理想狀態。資本家經常是不合格的社會受托人。凱恩斯在《通論》當中也承認這一點，他指出：“我的結論是，我們不能把決定當期投資量之職責放在私人手中。”“要達到離充分就業不遠之境，其唯一辦法，乃是把投資這件事情，由社會來綜攬。”凱恩斯的這些觀點表明，他已近乎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在市場經濟中貫徹按勞分配原理，只有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保障下才是可能的。憑借黨的領導和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能更好地發揮國家的經濟作用，在調節奢侈性消費的同時，確保全社會剩余轉向生產性投資和創新，最終實現按勞分配。

3. 《資本論》是新時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3.1 兩種理論參照系：一般均衡論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論

《資本論》通過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理論解釋了市場經濟在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上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或言之，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理論解釋了市場經濟的動態效率。《資本論》的這一解釋和新古典經濟學通過一般均衡理論所作的解釋是截然不同的。由于兩種理論都是對市場經濟的效率所作的解釋，因而相互之間天然具有范式的競爭性。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便要辨析清楚哪種理論是對市場經濟效率的更合理的解釋。因此，我們需要對這兩種理論做一簡單的比較。

一般均衡論是對斯密“看不見的手”原理的發展，這一理論以完全競爭市場為前提論證了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上的效率。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理論不同的是，該理論假設，在完全競爭市場上，技術、偏好、制度等因素都是給定的，從而排斥了馬克思所注重的技術創新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動態過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一般均衡論的現代版本，即所謂阿羅-德布魯模型，不僅排斥創新，而且不可能通過任何改進容納創新。這樣一來，新古典一般均衡論就注定只是一種研究靜態資源配置效率的理論。自青年時代起就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熊彼特也批評這一理論，指其和現實資本主義經濟的真正面貌毫不相關。

有趣的是，國內一些新古典經濟學的信奉者雖然也承認完全競爭市場的一般均衡和現實相距太遠，但卻堅持認為，這一均衡構成了一個參照系，可用于評價現實市場經濟的效率。這個觀點事實上來自諾思所代表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在這種觀點背后是如下頑固的假設：評價現實市場經濟的運行效率有且只能有一種參照系，這就是可達成一般均衡的完全競爭市場。堅持這種立場的學者往往忽略——或不愿談及——上述假設所造成的理論和意識形態的重大后果。

首先，如此對待完全競爭市場的一般均衡理論，事實上將該理論置于不會被證偽的境地。對于現實經濟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新古典主義者都會這樣來回答——因為存在著市場以外的各種制度，只要我們消除或改變這些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就能回到完全競爭市場所描繪的理想世界。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一些人就宣稱，不是因為新自由主義，而恰恰是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干預政策才使得現實市場經濟和教科書宣揚的完全競爭市場相背離，從而造成了這次危機。這些經濟學家的觀點是永遠不會錯的。波普爾是英國有名的科學哲學家，他曾指出，如果一個理論永遠沒有機會被證偽，它就不是科學，而是神學。

新古典經濟學的上述立場表明，它的核心理論就是這樣的神學。與之相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可服從波普爾所說的證偽標準。以勞動價值論為例，這個理論是馬克思經濟學大廈的基石，其地位類似于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論，馬克思曾針對該理論提出：“一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這意味著，勞動價值論將自此失效。

第二，堅持以完全競爭市場的一般均衡作為看待現實世界的唯一可能的參照系，還意味著對如下結論的默認：人類經濟世界的演化到此結束了，換言之，歷史終結了。人類社會的經濟組織再也不能超越完全競爭市場，因為這就是頂點。有趣的是，馬克思盡管沒有機會了解完全競爭市場的一般均衡論，卻大體看到了信奉這一理論的后果，他寫道：“斷言自由競爭對于生產力發展的終極形式，因而也是人類自由的終極形式，這無非是說中產階級（應譯為資產階級——引者注）的統治就是世界歷史的終結——對前天的暴發戶來說這當然是一個愉快的想法。”

馬克思基于產業革命后英國資本主義的經驗，在理論上提煉形成了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理論，這個理論也可看作理解市場經濟的參照系（或理想類型），然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作為具有科學意義的參照系，具有如下不同于新古典主義的特點：第一，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理論無需依賴于那些嚴重脫離現實的假定（如排斥創新），而是把技術創新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典型特征對待，并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效率歸結為其接納創新的能力。第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理論作為一種參照系，決不是在現實中永遠不存在的一面鏡子，它所揭示的一般規律直接就是現實的組成部分，是構成現實的普遍性，現實作為整體是這種普遍性和特殊性（各種歷史制度型式）的結合。

3.2 《資本論》是新時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資本論》所包含的學說是新時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唯一可能的理論基礎。提出這一命題并不意味著，新時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具有其他理論來源，也不意味著，《資本論》可以一成不變地被采納。事實上，《資本論》中許多理論都亟待完善和發展。例如，就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理論而言，這一理論解釋了在市場經濟制度下技術進步的動因、過程和后果，但如何在這一理論的基礎上度量技術進步，則是有待進一步解決的問題。然而瑕不掩瑜，《資本論》的深遠意義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個關于市場經濟動態效率的理論，依據這一理論，只要具備相應的條件，市場經濟的運作將服從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邏輯，生產力也將得到巨大的發展。其次，《資本論》對市場經濟的病理學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市場失靈理論，這為理解國家的作用、進而為構建一個國家的經濟理論作了必要的鋪墊。正是基于這些考慮，筆者贊同這樣的觀點——《資本論》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而且有助于認識如何更好地發揮國家的作用。概言之，《資本論》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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