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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義浪潮標志著階級重返英美政治的核心，這在美國極具象征意義。幾十年來，“工人階級”的概念在美國政治話語中一直處于邊緣。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這反映了美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據一項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2000年只有33%的美國人自稱屬于工人階級；而到了2015年，這個數字變為48%，幾乎是美國一半的人口。

英國退歐主要也是一場工人階級抵抗運動。在此之前，階級在歐美政治中的角色一直在消退，讓位于性別、種族、性取向、環境等有關問題。而如今，由于其影響范圍廣泛，階級問題的回歸有可能重新定義政治圖景。

階級問題的重新出現不應與勞工運動混為一談。它們并不是同義詞：這在美國是顯而易見的，而英國也呈現類似的趨勢。事實上，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英國的階級和勞工運動之間的差異越來越顯著。工人階級作為一股新的政治聲音在英國重新出現，甚至左右了英國的退歐投票，這可以看作是一種不滿和抗議的初步表達，但人們并不傾向于將它看作工人運動的一部分。

實際上，在影響移民和歐洲問題態度方面，英國獨立黨與工黨同樣重要。在美國，特朗普和桑德斯都提到了工人階級的反抗，后者提的不比前者少。工人階級不屬于任何人：與左派一廂情愿的想法不同，工人階級是政治變量的表達形式，其政治傾向性是不可預知的。

新自由主義時代從兩個方面被削弱。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它本來就拿不出亮眼的成績單，如今更是一片慘淡。歐洲經濟規模只比2007年金融危機之前略增長了一些；美國做得稍好，但經濟增長也始終乏力。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認為，未來最有可能的境地是陷入長期停滯。

更糟糕的是，由于經濟復蘇是如此無力，人們普遍認為，下一個金融危機很可能正在向我們走來。換句話說，新自由主義使西方回到了上世紀30年代那種充滿危機的世界。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國家大多數人認為下一代人的生活水平達不到自己當年的高度，也就不足為奇了。其次，那些被新自由主義時代拋棄的人們不再準備默然接受命運——他們越來越努力地反抗。我們正在見證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結束。它還沒有死，但已經奄奄一息，正如上世紀70年代的社會民主主義。

知識分子的反對聲音，是新自由主義影響力下降的明顯標志之一。從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經濟辯論逐漸被貨幣主義者和自由市場支持者主導。但自西方金融危機以來，知識界辯論的重心發生了深刻的轉變。這在美國最為明顯，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羅·克魯格曼、丹尼·羅德里克和杰夫瑞·薩克斯等經濟學家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成為暢銷書。他和托尼·阿特金森、安格斯·迪頓的著作把不平等問題推向了政治議程的風口浪尖。而在英國，在經濟學界長期受到孤立的張夏準終于獲得大批人支持，超過了那些把經濟學當作數學分支的學者。

與此同時，那些曾經極力鼓吹新自由主義的人，譬如勞倫斯·薩默斯和英國《金融時報》的馬丁·沃爾夫，如今都轉持批評態度。如今，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聲浪與日俱增，新自由主義者和貨幣主義者在步步后撤。而在英國，媒體和政治世界卻遠遠落后于時勢，很少人意識到我們正處于一個時代的尾巴上。舊的態度和假設仍然占主導地位，無論是在英國廣播公司的“今日”欄目，還是在右翼媒體或議院工黨。

在愛德華·米利班德辭去工黨黨魁后，幾乎沒人能預見到杰里米·科爾賓在隨后的領導人選舉中獲勝。當時的猜測大多大同小異，無非是一個布萊爾的支持者或是像米利班德一樣的過渡者，但絕不是科爾賓那樣的人。但時代精神已經改變了。工黨黨員們、特別黨內規模空前的年輕人想要一個嶄新的工黨，一個徹底的突破。由于大多數社會民主黨派在不同程度上已成為新自由主義和極度全球化的擁護者，左派因而無法領導幻想破滅的工人階級，失去了脫穎而出的機會。這一現象最極端的形式是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提出“第三條道路”的英國新工黨和美國民主黨，分別以托尼·布萊爾和比爾·克林頓為代表。

根本無人料到科爾賓能成為工黨領袖

但正如戴維·馬昆德在《新政治家周刊》評論說，如果一個社會民主黨派不代表那些不幸者、弱勢者和失敗者，那它存在的意義在哪里？新工黨拋棄了那些需要它的人，那些它傳統上應該代表的人。既然如此，那些被新工黨拋棄的人如今拋棄新工黨，還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癡迷金錢的布萊爾下臺后，為別國名聲不佳的總統和獨裁者當顧問，他的旋轉門簡直是新工黨消亡的最佳證明。

科爾賓的競爭對手——伯納姆、顧綺慧和肯德爾——代表著舊政的延續。他們被科爾賓以60%的得票擊敗。新工黨終結了，就像蒙提·派森的鸚鵡一般死得透徹。但很少人準確地把握到其背后的意義。《衛報》曾刊文對黨員數量增加表示歡迎，并呼吁支持顧綺慧，這無異于自打耳光，澆滅新入黨者的熱情。議會工黨拒絕接受科爾賓當選的結果，并盡全力試圖趕走他。

20世紀70年代末，工黨花了很長時間才適應撒切爾主義的崛起與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誕生，并最終以新工黨的形式擁抱了撒切爾主義。如今，撒切爾主義作為一種范式，已經快要壽終正寢，而工黨還沒有意識到。工黨和其他人一樣，都必須打開新思路。許多黨員出于對新工黨的厭惡，轉向科爾賓——一個從未接受過布萊爾的人，他可以說是布萊爾的對立面，身上體現著后者不具備的真實和得體。

科爾賓不是新時代的產物，反而是朝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一種倒退。這既是他的優勢又是他的弱點。他從未接受新工黨，因而免遭其政治遺產污染；但他似乎也不理解新時代的本質。在一個高度流動、不可預測、幾乎沒有任何確定性的政治環境中，工黨面臨分裂和削弱的危險，而科爾賓如同泥足巨人，隨時可能因內部缺陷而倒下。

工黨或許處于“重癥監護”之中，但保守黨的情況也不是很好。戴維·卡梅倫在英國退歐上犯了一個巨大的、不負責任的錯誤。他被迫在最不光彩的情況下辭職。保守黨不可挽回地分裂了，它在英國退歐之后不知路在何方。退歐者構想了一幅樂觀的圖畫——遠離衰退的歐洲市場，同時擁抱廣闊的世界市場，但他們很少提及世界市場究竟是指哪些國家。現在看來，新任首相特蕾莎·梅似乎對中國持有不合時宜的敵意，并打算抹去前任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如果政府拋棄中國這個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市場，英國將往何處去？

退歐已經使英國支離破碎，四分五裂，蘇格蘭很有可能會選擇獨立。同時，保守黨似乎還不明白新自由主義時代即將結束，現在只是在垂死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