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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近期就民粹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興起這一問題，刊載了一系列理論文章，包括馬丁·雅克的《民粹主義正在挑戰新自由主義霸權》，系譯自英國《衛報》文章。

作者在自己的博客上，發表了此文的完整版本，比《衛報》文章增加了成倍的內容。本網特將全文譯出，以饗讀者。

我們在此時連續刊文討論民粹主義，不僅僅是要提供一種純粹的理論和概念分析，也希望通過相關的討論，來反思中國自身的發展道路。就在幾天后，主要圍繞世界經濟治理的G20峰會即將在杭州召開，有趣的是，恰恰是在新自由主義闖下金融危機大禍的后一年，G20集團成員國的領導人宣布該組織已取代G8成為全球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

如果說西方各國的民粹主義是一種憤怒，一種“雜亂的反抗”，那么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以及中國參與推動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對于應對新自由主義新階段，祛除西方治理的迷信，是否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與路徑？】

2007-08年的西方金融危機是自1931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但是它的直接影響卻出乎意料的溫和。這場危機挑戰了長期以來占據主流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的基石，但后者幾乎毫發無傷地擺脫了困境。銀行得以紓困，歐美國家幾乎沒有銀行家被起訴，而他們的行為所付出的代價不出意料地落到了納稅人身上。隨后的經濟政策很大程度上仰賴貨幣政策，特別是量化寬松政策，這點在英美國家尤為突出。西方國家的經濟陷入停滯，到如今迷失已近十年，前方出路仍然遙不可期。

特朗普希望回到上世紀50年代新自由主義萌發之前的美國

經過近九年的歲月，金融危機所引發政治旋風終于刮到了我們臉上。但新自由主義是如何做到幾乎毫發無損地生存下來的？雖然它未能通過現實世界的考驗，導致了七十年來最糟糕的經濟災難，但無論政治上還是思想上它仍然是舞臺上唯一的主角。無論是左翼右翼還是中間派都接受它的思想，英國新工黨便是活生生的經典案例。政壇里的人們除了新自由主義，不具備其他的思維或處事方式，它已經成為某種常識。根據安東尼奧·葛蘭西的理論，新自由主義便是今天的霸權，但這個霸權在現實世界的考驗之下，終究無法生存下去。

在眾多的政治后果中，第一個跡象是公眾對銀行、銀行家和商界領袖的態度明顯發生了轉變。幾十年來，他們做的事只有對、沒有錯，他們被譽為時代的楷模；被默認是能解決教育、醫療和幾乎所有問題的人。然而現在他們的光芒在迅速黯淡，精英階層整體的政治影響力也大不如前。金融危機削弱了公眾對執政精英能力的信任。這標志著一場更廣泛的政治危機已經開場了。

導致大西洋兩岸這場政治危機的原因，遠較單純的金融危機和幾近流產的經濟復蘇計劃來得深刻。而這一問題需要深究新自由主義的核心，這得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義工程的核心，里根和撒切爾的政治崛起，以及該主義的核心觀點：商品、服務和資本的全球自由市場。英國于1986年、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先后廢除了大蕭條時代確立的銀行監管體制，從而為2008年的危機創造了條件。平等觀念遭到蔑視，涓滴經濟學（觀察者網注：即里根政府執行的經濟政策，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不給予窮人政策優待，而通過優先發展起來的群體或地區帶動落后地區發展，靠財富總量增長最終使窮人受益）受到稱贊，政府被批評束縛了市場，因而縮減規模，移民受到鼓勵，監管制度被減少到最低限度，稅收削減，企業逃稅也被刻意忽視。

應該指出的是，按歷史標準衡量，新自由主義的表現并不突出。戰后西方經濟增長最活躍的時期是從二戰結束一直到70年代早期，那是福利資本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時代。當時的增長率比起從1980年至今的新自由主義時期高了整整一倍。

里根和撒切爾共同迎來了新自由主義時代，攝于1984年

但迄今為止，新自由主義時期最具災難性的特征是不平等現象的急速增長。直到不久前，這個問題才開始得到重視。在極短的時間內，不平等問題已經成為大西洋兩岸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之一，尤其是在美國。它以無與倫比的力量促生社會不滿，席卷西方政治。在統計數據面前，人們困惑而震驚：這個問題竟被忽略了如此之久。唯一的解釋，只能是新自由主義及其價值觀處于霸權地位。

但如今現實擊碎了主義的外殼。在1948-1972年間，美國人的生活水平經歷了全方位大幅度提高；而在1972-2013年間，收入墊底的10%人口的實際收入下降，而收入最高的10%人口，財富增速卻比其他所有人都高得多。在美國，全職男性工人的中位實際收入比四十年前還低，收入較低的90%人口收入增長停滯超過30年。

而在英國，情況也并無太大區別。自金融危機以來，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嚴重了。平均而言，從2005到2014年，25個高收入經濟體中65-70%的家庭實際收入都陷入停滯甚至下降。

原因不難解釋。超級全球化時代已經系統性地朝資本而非勞動力傾斜——國際貿易協議基本都是秘密簽訂的，只有商界參與，而工會和公民被排除在談判之外，“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就是最近的例子；工會受到政治和法律雙重攻擊；美國與歐洲鼓勵大規模移民，從而降低國內勞動力的談判籌碼；也沒有任何實質性手段對失業人員進行再就業培訓。

托馬斯·皮凱蒂向我們揭示，當缺乏平衡力的情況下，資本主義自然傾向于加劇不平等現象。從1945到70年代末，冷戰競爭可以說是對資本主義最大的限制。但自蘇聯解體以后，就再也不存在這樣的平衡力了。然而隨著民眾的反對越來越不可抗拒，這種“贏家通吃”的制度在政治上已無可維系。

如今，美國和英國都有大批人開始反抗被分配到自己頭上的命運，對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支持以及英國退歐公投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民眾的這種反抗常常被輕蔑地貶低為民粹主義。或如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在《外交事務》撰文中所說的那樣：“民粹主義是政治精英強加于自己不喜歡、但普通公民支持的政策的標簽。”民粹主義是一種反對現狀的運動，雖然它的反對性大于建設性，但也代表了某種新事物的開端。民粹主義可以是進步的或是反動的，但通常兩者兼而有之。

英國退歐是這種民粹主義的經典例子。它推翻了英國自上世紀70年代初以來的根本政策。雖然表面上是關于歐洲，實際上它牽涉更多：許多人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生活水平就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在無法控制的大規模移民潮中，他們就業受到臨時工威脅，崗位越來越不安全，感到慌亂、被時代拋棄，他們因此開始大聲疾呼、強烈抗議。這些人的反抗使得統治精英不知所措，首相卡梅倫黯然辭職，并迫使新任首相在黑暗中笨拙地尋找“神的啟示”。

英國退歐標志著工人階級的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