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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三、四年躲債和到處尋找機會的歷鍊以后，父親終于東山再起，在1945年的三次股票買賣中賺了大錢，把所有債務還完，并在唐山買了房子，而且把叔祖父和叔祖母從農村接來奉養（祖母已在父親到處躲債時過世）。這時候的父親終于擺脫了敗家子的惡名，成為人人贊揚的成功的股票商人。1947年，父親又在股票市場中掙了大約一百兩黃金，決定把全家從唐山遷居北京，因為從北京到唐山和天津交通便利，又可以讓兒女得到更好的教育環境。這是一次非常正確的選擇，對兒女的將來影響非常深遠。

1950年，新建立的共產黨政權決定在北京開設股票市場，幺老師的父親再一次展現他敏銳的眼光，又掙了一百多兩黃金，他因此買下了小茶葉胡同一座非常寬敞的房子。但這一次的成功卻種下了失敗的種子。1947年父親剛遷居北京時，曾為一位商人朋友的兒子李濟新開設的信義染織工廠投注資金，到了1950年，這一家工廠的資本已經賠得精光。手中正有錢的父親，已經了解了新社會的輿論，知道做股票是投機倒把的行為，他想轉而投資工廠，把工廠辦好，讓自己進入民族資產階級的行列，因此，再度投資信義工廠。

1951年年末共產黨開始“三反運動”，主要整肅黨干部的貪污行為。由于三反，又引發了“五反運動”，主要針對資本家和奸商的行賄和脫漏稅。在三反、五反運動期間，工廠要停廠，以便清查，但同時不許解雇工人，不許停發工資。這項運動歷時將近一年，一些小資本的工廠廠主根本撐不住，信義工廠也就倒閉了。身為最大投資者的父親，負責償還所有債務，他只好把股票賺錢以后買來的小茶葉胡同的房子賣掉，再到兵馬司胡同租房居住，從而結束自1945年東山再起以后的黃金歲月，時為1953年春天。

從1953年春到1958年底，幺老師的父親以“行商”的身分來養家活口，為此他跑過天津、山西、陜西、東北、廣州等地，從價低的地方進貨，再到價格高的地方賣出，他非常勤勉努力，把一家人的生活維持得不成問題。但是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他卻被牽扯進來了。年輕的時候他奉叔父的命令加入五臺山普濟佛教會，被推為理事，并為其募款。他很快就發現佛教會的許多大理事生活糜爛，就不再為佛教會募款，也不再參加活動。1950年鎮反運動的時候，普濟佛教會被共產黨列為“反動會道門”，領導人李俊杰被槍決，父親心里還為共產黨喝采，覺得做得很對，他完全沒想到他必須向共產黨坦白交待這一件事情。1955年肅反運動發動以后，他突然意識到，應該交待，所以就寫了一份材料交給當地的派出所。從1955年到1958年，他前前后后寫了三十份資料，共150多頁。最后被定性為“一般歷史問題”。

1958年12月，幺老師的父親接到派出所的通知，要他參加公安局組織的生產隊去當裝卸工，以便“通過勞動改造思想”。當時即將進入建國十周年，為了慶祝，首都要完成十大建筑作為獻禮。當時被征調的多達五千余人，都是一些有輕微歷史問題的人，他們所承擔的都是重勞動。父親雖然已經不是壯勞力，但做事認真，吃苦耐勞，一年之后就被任命為班長。這些裝卸工都是有薪水的，工資每月八十多元，糧食定量每月四十五斤，要不是后來碰到三年困難時期（大饑荒），是足夠維持全家七口人的開支的。

1962年下半年，幺老師的父親終于從生產隊回家，結束了他的“通過勞動改造思想”的工作，但卻碰到了新的困難。在參加生產隊期間，“行商”已經被取消，為行商重新安排工作的部門也已撒消，父親錯過了安排工作的機會，變成了無業游民，只好到街道辦事處申請當臨時工。臨時工工作時間不固定，工種不一，報酬也不相同。父親仍然以認真負責的態度，去面對派給他的任何一項工作。因為他一個人可以既推煤又燒鍋爐，把醫院手術室的溫度燒到恒定，因此被人醫院指定留下來，成為長期的臨時工，每天賺兩塊錢。這個時候他的長子已經就業，長女（幺老師）已經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全家勉強可以過日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幺老師的父親受到極大的沖擊，他被勒令掃大街，同時長期臨時工被取消，他只好撿馬糞，收集馬纓花、槐樹籽、馬齒菜、蚯蚓和土鱉什么的，以維持生活，他知道哪里收購什么，收購價多少。1968年12月，突然開始了全國性的“城鎮居民上山下鄉”運動，父親因為在城市已是無業狀態，所以就被迫“自愿上山下鄉”，帶著太太和兩個小女兒到北京郊區昌平縣的北流村下鄉務農。這段時間幾近十年，從父親的五十歲到五十九歲。對于一個五十歲以前從來沒有種過田的人來講，那一種艱苦也就可以想象得到，但父親最后還是學會了所有的農活。

1979年，共產黨政府允許1969年上山下鄉、而今已經喪失勞動力的、城里有住處的居民回城，這樣，幺老師的父母又回到了北京城。雖然父親年紀已經六十歲，子女都已成家就業，可以奉養他，但他仍然繼續工作。在征得原來雇用他的人民醫院的同意后，他回去當臨時工。這時候大陸的經濟體制已經開始改變，所以父親又開始想要經商了。1981年父親辭掉臨時工，申請當個體戶，每天拉車擺攤賣水果、花生，每個月掙一、兩百元，一做就是十二年。股票市場重新開放后，1993年父親決心回去做股票，他的三個小女兒都出資，他為每個女兒賺了十幾萬元到二十余萬元不等，這在當時是相當可觀的財富。十一年后的2004年9月父親騎自行車摔倒，大部分時間昏迷不醒，2005年6月去世，享年八十五歲。

三、

從以上的簡述可以看到，幺老師的父親1950年以后的生活，完全隨著共產黨的各種運動而起起落落。他雖然已經練就了做股票的種種技巧，但他知道股票生意在新社會終究要被取消，所以就用買股票賺來的錢轉投資到工廠去，沒想到來了三反、五反運動，讓他的工廠破產。他只好登記做行商，做得也不錯。但他也知道，最終行商這一行業也會被取消，所以，當他因為“一般歷史問題”而被征調到生產隊當裝卸工時，他就認真學習、認真工作。三年半的裝卸工結束，他因為在這期間失去了重新安排工作的機會，淪為臨時工。不過因為他的優良表現，他被人民醫院指定為長期臨時工。文化大革命發生以后，他的臨時工被取消，在北京過了兩年撿馬糞、馬纓花……以換取最微薄收入的艱苦生活，然后又因為國家政策下鄉務農十年。在生命的最后二十一年，他終于又回到了他所最熟悉的行業，賣貨物和做股票。他的本領在經商，但在新的社會主義體制底下，經商的行業被取消。他只念到高小畢業，除了經商之外別無其他才能，所以只好隨著各種狀況從事各種體力勞動。他在舊社會所學習到的本領，在共產黨的新政權底下毫無發揮的余地。由此可以看到，新政權的建立對他的生命影響之重大，這是他所遭遇的“歷史之命運”。而他只是一個例子，新中國的建立，對千千萬萬的中國老百姓來講，都是他們在中國歷史大變動中所必須面對的“命運”。

幺老師的父親，幺靄光先生，最讓人佩服的是，面對每一次生命的大變化，從不發牢騷，而只是老老實實的重新學習，努力工作。幺老師談到父親在生產隊當裝卸工時這樣說：

父親從小不會勞動，在很長的時間里都過不了勞動關：鐵鍬不會使，鋼錠扛不起，籮筐抬不動，抬一天筐肩膀腫得抬不起胳臂，干完一天活以后兩條腿疼得走不動路，四十歲雖然是正當年，卻自認了三等勞動力進了“老頭班”……（145頁）

三年半的裝卸工讓父親在體質上有了很大的收益：吃得香、睡得著，以前的胃痛和失眠都已經不翼而飛，拿起鐵鍬來就象是使槍弄棒，這使他后來對于體力勞動無所畏懼……（1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