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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的圖3顯示，消費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之間存在負相關性。因此，消費占GDP比重下降消費增長率反而會有更快的增長。相比之下，圖14反映了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正相關性。從這種正相關性可以看出，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增加樂，消費同樣會有增長。但遺憾的是，以能消除短期經濟周期波動影響的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到2021年（目前能獲得的最近的數據），凈固定資產投資占中國GDP比重從23.6%降至17.1%。正如上述高相關性所不可避免的那樣，同一時期消費增速從10.3%降至6.0%。

圖14

最后，回到上文的分析，中國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與GDP年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極高，為0.91，R平方關系為0.84。但是，中國總固定投資（即折舊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以及消費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遠低于凈固定投資與GDP增長的相關性。前者相關性為-0.57，R平方關系僅為0.32（見圖15）。

圖15

中國的凈固定投資與GDP增長以及消費增長率之間的關系，遠比總固定投資更為密切，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所有主要經濟體，隨著它們的發展和獲得更大的資本存量，折舊占GDP比重都更高。這只是簡單地反映了生產的資本密集度不斷提高，或者用馬克思術語來說就是“資本有機構成呈上升趨勢”。但只有凈固定投資，才能增加一個國家的資本存量——折舊占GDP比重只會取代消耗的資本，但不會增加資本存量。

這一事實印證了馬克思關于資本有機構成呈上升趨勢的分析，或者用西方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隨著經濟發展生產的資本密集度不斷提高”，這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最新國際可比數據顯示，總固定投資占中國GDP比重從2008年的39.1%微升至2021年的42.0%（見圖16）。這有時被錯誤地解釋為中國投資占GDP比重相當穩定。但這是錯誤的。

事實上，由于折舊水平的急劇上升，中國凈投資占GDP比重一直在急劇下降——2008-2021年，折舊占中國GDP比重飆升9.6%，從17.0%升至26.6%。由于總固定投資占比的溫和上升和折舊占比的大幅上升，中國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驟降6.2%，從22.1%降至15.9%。如圖15所示，國際金融危機后的這種情況打破了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30年的格局——在這30年中，中國凈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一直在穩步上升。

鑒于上文分析的相關性，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下降必然導致GDP增長率和消費增長率大幅下降。確切地說，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

1，中國消費占GDP比重從2008年的49.8%升至2022年的53%，上升了3.2%。這本身就會減緩中國消費增速，因為消費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負相關性。

2，中國凈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從22.1%降至15.9%，下降了6.2%。由于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之間存在強烈的正相關性，這也會大幅減緩消費增速。

在這兩種負面趨勢的影響下，就很容易解釋為什么中國消費增長率會必然大幅下降。

圖16

前文陳述的事實現在可以簡明扼要地總結如下：

中國呈現出與其他大型經濟體一致的發展模式。也就是說，消費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極強的負相關關系。消費占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投資占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快。

原因是大型經濟體的GDP增長率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極強的相關性。也就是說，如果GDP不能高速增長，那么消費和生活水平就不能高速增長。

GDP快速增長，進而帶動消費快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是凈固定投資占GDP水平——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長速度就越快，消費增長速度也隨之越快。

如果消費占GDP比重增加，必然降低固定投資占GDP比重，那么消費增長速度將會放緩。因此，那些呼吁提高消費占GDP比重的人實際上是在呼吁制定減緩消費增速的政策。

提升消費增長率不需要提高消費占GDP比重，反之將減緩消費和生活水平增長速度，因此需要提高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也就是說，凈固定投資占GDP中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正相關性。

凈固定投資占GDP中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正相關性，不僅適用于中國，也適用于所有大型經濟體。因此，與所有大型經濟體一樣，中國經濟也不可能違背這樣的規律。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嚴謹的西方經濟學VS西方庸俗經濟學

到目前為止，本文已對事實進行了論述。考慮到上述提及的GDP構成要素之間存在的極強的相關性，這些事實本身就足以決定不同政策的經濟后果。它們表明，提高消費占GDP比重將減緩GDP增速進而導致消費增速下降。相反，如果目標是實現最快速的消費增長，那么這需要通過提高投資占GDP比重來實現。這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或諸如增長核算法等嚴謹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預測。但是，它們與西方“庸俗”經濟理論直接矛盾。

馬克思指出，生產投入，投資和勞動，在概念上并不是分開的——投資是在以前的生產周期中進行的勞動的產物。他還指出，這種勞動不能簡單地以工時來衡量，而是以生產某種東西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這種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隨著技術、生產力等的發展而變化。消費是經濟的一部分，它不是擴大未來生產的投入，而是由民眾在單個生產周期中消費的。

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消費在經濟未來的生產擴張中不起任何作用。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說，生產投入是來自當前生產周期的勞動力和固定資本，固定資本是來自以前生產周期的未被消耗的勞動力。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經濟增長的預測正是上述事實所表明的——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投資增加將提高經濟增速，因此消費增加和投資減少將導致經濟增速下降——正如事實呈現的那樣。

嚴謹的西方經濟學，如增長核算法，不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那么具有一致性，因為它將資本視為概念上與勞動分離的東西，而不是理解資本投資是以前生產周期中勞動的產物。但是，這是一個嚴肅的研究領域，在最近一段時間里，為了更準確地測算經濟增長，它被迫向馬克思主義靠攏——詳細分析請見拙文《拋棄錯誤的增長核算法，西方花了150年才轉向馬克思的立場》。對于如此嚴謹的西方經濟學來說，生產投入，即經濟的供給側，是勞動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在這個框架下，消費在生產中不起作用，因此在經濟的供給側也不起作用——這是因為根據定義,消費不是生產投入。

因此，嚴謹的西方經濟學的事實預測也符合本文開頭所論述的事實。也就是說，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投資占GDP比重下降將導致經濟增長率下降。而且，由于消費增長與GDP增長存在密切的相關性，GDP增長率下降反過來會導致消費增長率下降。

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嚴謹的西方經濟學都非常清楚，消費不是生產投入。因此，兩者均預測，如果通過提高消費占GDP比重降低投資占GDP比重，那么GDP增速就會下降。由于GDP增長和消費之間存在密切的相關性，因此兩者都預測，隨著消費占GDP比重上升，投資水平必然下降，GDP增長率亦將下降。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甚至優于嚴謹的西方經濟學還有其他原因，例如對資本的認識，但馬克思主義和嚴謹的西方經濟學都預測到了本文開頭所論述的事實——提高消費占GDP比重將導致消費增長率下降。

因此，同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嚴謹的西方經濟學都清楚地表明，由于消費并非生產投入,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始終為零。因此，諸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為70%”這樣的說法完全是錯誤的，也令人困惑。可能70%的GDP增長用于消費，但消費對生產增長的貢獻始終為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嚴肅的西方經濟學均是如此認為——用兩者的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消費并非生產函數投入。

但是，把西方“庸俗”經濟學奉為真理的部分中國媒體有時胡亂獻策，引發一系列的混亂，盡管上述事實和嚴謹的經濟學理論都表明，這些政策將減緩中國消費增速，進而減緩中國人生活水平增速。

西方庸俗經濟學混淆了經濟的需求側和供給側。部分中國媒體反復提及經濟由消費、投資和出口組成。但這只是經濟的需求側，而非供給側。投資是經濟供給側的一部分，但消費和出口不是。

其他一些觀點并沒有錯誤地將消費納入經濟的供給側，“庸俗的凱恩斯主義”卻反而行之。他們認為，如果通過消費增加需求，這必然會轉化為經濟增長。這種觀點與凱恩斯自己的分析無關——凱恩斯認為，在市場經濟中，生產由利潤控制。因此，如果需求增加不能帶動利潤增加，那么產量增長就不會發生。需求增加是否會帶來利潤增加取決于經濟中的許多其他變量，而不僅僅是需求——例如，如果材料成本、利率、工資或其他因素增加，利潤實際上可能會在需求增加的同時有所下降。因此，需求增加不會自動帶動產量增長——是否會帶動產量增長取決于可能影響盈利能力的其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