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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銘：

各位安泰EMBA的校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我帶來的演講主題是“統一大市場下的區域經濟和縣城”。

最近有兩個重要文件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一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二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隨后又印發的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

這兩個前后腳發布的文件引起了很多關注，也引發了很多誤解，比如說統一大市場的意見，被很多人理解為我們是不是要搞統購統銷，回到計劃經濟。后面這個更加離譜，很多朋友理解為我們是不是又要重新回到鼓勵小縣城發展的道路上去。

我想和大家說的是，我們把這兩個意見合在一起看，才可以看到現在中央決策層關于區域經濟發展有非常先進的理念。我要給大家解讀一下，我們怎么理解所謂的“新空間新格局”，這是我今天的意圖。

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目前疫情是短期影響因素，我們今天從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呈現出來的狀態講。

我們學過經濟學就知道經濟增長有兩個來源，第一是要素積累，第二是全要素生產率。要素積累可以稱為粗放型擴張或者是量的擴張，全要素生產率實際上就是質的提高，可以稱集約式增長。

中國經濟現在是什么狀態？首先看要素積累，主要是三件事——我不談另外兩個生產要素，科技和數據，——我們講人、地、錢。第一，人，人口紅利基本是消退階段，總人口可能很快進入負增長階段，勞動年齡人口是2011年左右進入負增長。第二，錢，中國經濟長期以來存在投資過度的現象，而且這個投資沒有帶來很好的回報，每單位的投資對GDP拉動能力在下降，與此同時地方政府的債務很嚴重。第三，地，長期以來中國在土地城市化方面遠遠快于人口城市化。從生產要素量的積累角度來講，我們沒有太多空間。

新的經濟增長動能來自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通常在經濟理論里面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寄望于教育、科技、研發等等，這些東西很重要。但今天我不談這些，而是談另一個方面，對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國家來講，非常重要的一個全要素生產率的來源，就是生產要素地區間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包括城鄉間。中國現在的情況是，市場分割很嚴重，人口、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的配置仍然碰到了極大的體制、觀念障礙，使得配置效率的提高碰到很多阻礙。

圖自新華社

從大國發展角度來講，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有全世界最大的人口規模，有最大的市場規模之一，發展要兼顧全局，要考慮整個國家的發展動能，尤其是生產要素在城鄉間和地區間的配置。講的通俗一點，就是每一種生產要素要盡量到它回報比較高的地方去發揮它的生產效能。

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由于區域經濟有強大的規模經濟效應和集聚效應，所以在全世界現代化國家里面，經濟和人口集聚在少數地區發展，而且這種集聚程度在提高。長期以來，這種現象被我們認為是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GDP總量的集中，在經濟學里面稱之為集聚，是現代化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對平衡發展，我們要關注的是地區和地區之間的人均差距，它與集聚是不矛盾的。我舉個例子，假設一個國家分兩個地方，一個地方是占這個國家GDP的80%，另一個地方是20%，你可以看到空間上經濟集中在少數地區，我們認為這種狀態的區域間發展不平衡了，但你換個思路想，如果80%GDP的地方也是有80%的人口，20%GDP的地方也是有20%的人口，兩者間人均意義上就差不多。

我在后面會告訴大家，全世界范圍內的國家都出現了一種集聚中人均平衡的狀態。我們稱之為空間均衡，在這種狀態下，集聚中走向平衡是伴隨地區間的分工。像中國這么大的國家，不同地方的自然地理條件、人文歷史條件存在巨大差異，有一些地方比較適合發展制造業、服務業和創新產業，引領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這個地方的人會多一點，像我前面講的是那類80%GDP份額的地方。

另外一些地方，負責保障這個國家的糧食安全、生態安全、國家安全，這些地方的人不用多，GDP規模不大，要人均水平高，就要相應減少人口。然后國家通過轉移支付來幫助GDP比較小的地方，發展當地有競爭力的產業，提供給他們公共服務，促進不同地區的生活質量的大致均衡，這就是十四五發展規劃里面講到的在發展中促進相對平衡。規模的差距是存在的，人均的差距是可以達到大致平衡發展的。

在這個過程中，就要講到統一大市場的含義了。一個大的國家，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大市場要有價格機制。怎么知道有一些地方回報高，有的地方回報低？這個地方如果有市場化的勞動工資，有市場化的地價和房價，有市場化的投資回報信息，那么人、地和錢這三種資源就知道流動到哪里、配置到哪里的回報更高。

不僅要價格機制，統一大市場還要有制度保障，保障生產要素可以在城鄉、地區間自由流動。大家可以這么想，如果價格有差異——不管是地區間的工資還是房價的差異，而生產要素又不能跨地區配置，那么我如果出生在一個收入相對比較低的地方，看到一些發達地區工資比較高但又不能去，只能望洋興嘆。要素流動加上價格機制，是保證國家資源配置效率可以達到最大化的制度保障。

不僅如此，經濟發展還要有“用腳投票”的機制，因為不是什么東西都有價格，比如公共服務，這個價格是受政府管制的，否則不公平；生態環境是沒有價格的，更不要說一個地方的社會治安、營商環境、政府有效還是腐敗等等，這一系列東西是沒有價格的。所以，“用腳投票”機制就是人們可以觀察這些信息，老百姓通過遷移的方式找一個地方住下來，這就會轉移到房價上，在需求側，房價就是反應這個地方各種各樣生產要素的回報率以及生活質量。如果一個地方政府不好好干活，營商環境糟糕，政府腐敗，公共服務差，環境差，老百姓就走了，那么對當地的稅收有負面影響，也就約束了地方政府不能亂來。

剛剛講市場機制的時候，我們強調政府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在一個大國內部，有一些所謂的跨界的外部性問題和跨界的公共品提供問題，必須要政府出面，尤其是發揮統一市場里面中央政府的協調作用。

我舉一些例子，第一是環境治理。比如說長江這么一條幾千公里的大河流，如果沒有全國統一的環境監管，上游城市只管經濟發展，GDP是留在上游了，污染往長江里面排，在長江下游就是喝污水，要負擔治理水源污染的成本，所以整個長江流域的大保護大開發，需要上下游協同行動。

第二個例子是基礎設施，像高鐵網絡，如果是市場經濟行為，發達地區有錢就造高鐵，欠發達地區沒有財力造高鐵或者只能造一段，這樣的基礎設施形成不了網絡化，需要中央政府來統一建設。

第三種情況，就是市場的制度和標準。經濟學里面講了一個道理，如果沒有政府統一監管的話，地方政府會出現所謂的“逐次競爭”，也就是學壞不學好。以環境為例，最好是別的城市監管，我的城市不要監管，最好是別的地方有比較高的市場準入標準，我的比較低，我如果“學壞”，招商引資就到這里來了；“學好”的地方一看，你把企業吸引過去，那我也不學好了，于是就會變成“逐次競爭”。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在市場標準方面要有全國統一的制度建設，這就是統一大市場建設的一部分。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世界范圍內各地做了什么努力，遠的不講，就講美國、歐洲和中國的比較。

美國是沒有戶籍制度的國家，全國都講英語，是全世界范圍內比較大的國家里，美國經濟高度一體化。在100多年前，美國趕超英國的時候，美國國內大市場為經濟增長起到了非常強大的作用，尤其是當年在鐵路基礎設施非常重要的歷史階段，美國的統一大市場保障了國內鐵路網絡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