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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南海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9位專家現場發言，對“十四五”的發展環境、思路、任務、舉措提出重要意見和建議。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是9位現場發言專家之一。

陸銘認為，在城鄉和區域發展方面，如果一些體制性結構性問題得以解決，將會產生巨大的“制度紅利”。具體政策方向，如強化都市圈、城市群的增長極作用、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強流動人口子女教育投資、增加土地和住房管理的靈活性等，讓城鄉和區域發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生于1973年的陸銘，是發言專家中最年輕的，“70后”學者進入建言獻策核心圈，為之注入新鮮血液。

本文為觀察者網對陸銘教授的專訪（上）。

【采訪、整理/觀察者網 朱敏潔】

觀察者網：陸老師，您好，感謝您接受觀察者網的采訪。24日，您在北京參加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并發言，習總書記主持會議，會上還有其他專家發言討論，這些與“十四五”規劃緊密相關，您有哪些印象比較深的政策風向，能否解讀其中傳遞的新信息？

陸銘：我覺得最為重要的問題就是習總書記在最后總結發言時明確提到的，關于國內國際兩個循環，現在強調以國內循環為主，并不是說不要開放，而是從客觀上來講，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后，中國在開放部門、就是進出口貿易順差對GDP的貢獻其實已經降到很小的份額，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一個以國內循環為主的經濟發展局面。

第二個可能會引起大家注意的問題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將在“十四五”期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同時疊加上中美貿易爭端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習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接下來中國要加大技術創新，爭取在關鍵性的核心技術問題上取得突破。

第三是城鄉區域協調發展，這也是我這次發言中重點談到的問題，關于城市化的進一步推進以及都市圈、城市群的建設，一定會成為“十四五”期間非常重要的政策導向，外來人口市民化的進程一定會持續推進。

第四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人口政策，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共識指出，中國的人口出生率出現比較明顯地下降，即便全面放開自主生育，也不會出現人口反彈，所以在這方面可能會逐漸走向自由生育政策。

8月24日，習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若干位專家代表參會，9位專家現場發言，陸銘教授9位專家現場發言之一。

觀察者網：我們從新聞中得知會議討論了國內大循環和經濟雙循環的問題。關于這個政策，眼下討論很多，比如國內大循環不是簡單刺激經濟，也不等于經濟內部循環、內卷化或自給自足，那么在您看來，國內大循環究竟指什么，怎么樣才算循環起來？就您關注的城鄉、區域間流動和集聚性平衡來看，有哪些切入點？另外，現在講的雙循環，與一直強調的改革開放是什么關系，有何異同？

陸銘：所謂國內大循環，從經濟學原理來講，就是GDP構成的變化。通常來講，GDP有三個部分構成，即消費、投資以及國際貿易領域中的貿易順差。所謂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就是指經濟增長中主要以國內消費和投資來作為拉動經濟的主要動力。

那么你問到怎么才能讓國內大循環循環起來，中國現在的關鍵問題還是消費和投資之間的比例不夠協調，尤其是經濟危機之前，中國的投資率長期高達50%甚至更高，這種經濟發展結構存在不可持續性。

引用習總書記的話來講，就是消費和投資之間的關系，最后會轉化為需求和供給之間的關系，需求要引導供給，供給要創造需求，實際上就是在消費和投資、需求和供給之間形成某種比較合理的關系，從而改變過去我們國家的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拉動、而相對消費拉動經濟的動力不夠高的這個局面。

除了總量上的問題以外，還有一些相匹配的結構問題。從產業結構來講，一直存在的情況是，有些供給或生產部門存在過剩，國內消費是不足的，以前可以通過大量出口來消化，但是現在不太可能再依賴國外需求的高速增長來消化這些行業的產能。另一方面，在有些部門存在大量需求，但是這些需求卻往往無法從供給端得到很好的滿足，比如居民對教育、健康、養老、旅游、文化等部門的巨大需求。相對而言，在這些領域，我覺得我們的生產活力還沒有被釋放出來。如何讓供給關系進行結構上的調整，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求，這也是國內大循環接下來要著重解決的問題。

國內大循環還有一個錯配問題就出現在空間上，其中最典型的問題就是，一方面人口在城市化進程中不斷進入城市，然后在城市體系調整里面，人口逐漸向沿海地區和內地中心城市周圍集中，這是反映經濟集聚發展的客觀規律的。但是，在資源配置方面，我們對人口流入的大城市、沿海地區的土地供應是收緊的；在人口比較少、甚至負增長的一些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中小城市的資源配置是增加的，尤其是建設用地指標。這樣一來，就形成了所謂的空間錯配問題，由于供給和需求在空間上錯配，也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產生了影響，沿海地區出現了土地和住房供應不足的問題，導致企業生產的土地成本提高，居民住房價格上漲，而在人口流出地則是大量投資最終缺乏回報，地方政府背上比較沉重的債務。所以，內循環和外循環的關系是，當國內的經濟結構調整比較到位，結構性扭曲逐漸得到緩解，兩者之間的相互促進作用能夠得到發揮。

在我講具體細節之前，首先要再次強調一下，習總書記在最后的講話中提到一個意思，就是我們講內循環為主，并不是說不要外循環、不要開放，而是說讓中國經濟結構恢復到一個相對正常的水平上。所謂比較正常的水平，就是指不要過于依賴貿易順差來促進經濟增長。同時，在經濟開放度中，有一個重要指標叫貿易依存度。貿易依存度就是進口加上出口除以GDP的比重，中國經濟的這個比重在2008年經濟危機到來之前曾高達60%以上，在全世界比較大的經濟體里面，外貿依存度大概在20%-30%之間，可見中國經濟適當減少對外向型部門的進出口依賴，恰好符合國際經驗。

反過來講，如果國內循環做的好，對于國際循環也有促進作用。我舉兩個例子，都與城鄉和區域發展有關，也是基于我自己的研究。一是，關于沿海地區的國際競爭力問題，在人口持續流入的沿海地區，尤其是大城市，當政府收緊土地供應時，會使得土地供應增長跟不上人口增長，最后產生高房價問題；一旦房價上去以后，就會推升居民的生活成本，勞動力市場也會相應要求漲工資。當沿海地區的地價、房價、勞動力工資輪番上漲時，就不利于沿海這個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地方去釋放它的經濟發展潛力。所以，如果接下來的土地供應跟著人口流動方向去變動——也就是哪里人口流入多，哪里的土地供應多增加一點，那么高房價問題有可能得到緩解，對于提高沿海地區的產業競爭力和降低成本會起到積極作用。

另一個例子是在農業部門，由于我們國家長期存在城鄉間勞動力流動障礙，農村地區滯留了太多的人口，農業人口一多，就導致農場面積很難增加，農業規模經營就會受阻，農產品生產無法發揮規模經濟效應，成本降不下來，而這一點恰恰降低了中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其中一個表現就是我們現在需要大量進口農產品，特別是大豆。如果國內勞動力流動在城鄉之間可以更加順暢，一旦有大量農民能進一步被城市部門吸納，農村地區的農業規模經營和現代化進程就可以更加順利地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