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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考驗

當前，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面臨不少挑戰，其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對于經濟發展來說，發展不平衡問題主要是指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

近年來，在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規劃引導和政策支持下，傳統的東部、中部、西部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得到了解決，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速快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尤其是西南地區出現較快經濟增長，各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呈現持續的收斂態勢。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44980元、29650元、27798元和30518元，與2012年相比，分別累計增長110.1%、116.2%、123.5%和89.5%，年均增長8.6%、8.9%、9.3%和7.4%，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年均增速最快，中部次之。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分別較東部、中部和東北地區快0.7、0.4和1.9個百分點。東部、中部和東北地區與西部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以西部地區居民收入為1）分別從2012年的1.72、1.10和1.30縮小至2021年的1.62、1.07和1.10。

但在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大轉型的背景下，國內各區域經濟分化出現新情況，存在一些新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三個問題分別是：南北地區經濟差距持續加速擴大，區域一體化進程明顯分化；五大區域性增長極在自身增長和對周邊地區帶動作用方面均出現顯著分化；部分地區財政收支及相關社會經濟指標面臨突出壓力。

首先，從近10年來的增長表現來看，南北地區經濟差異已經從一般性分化進入相對惡化的階段。2012—2019年，南方16個省（市、區）的名義GDP總和累計增長了92.4%，而北方15個省（市、區）的名義GDP總和僅累計增長了63.0%；南方經濟增速平均為北方經濟增速的1.5倍，南方經濟體量達北方經濟體量的1.8倍。

其次，從五大增長極對周邊地區的增長帶動情況來看，長三角的輻射帶動作用最為顯著，京津冀的帶動效果較差。2012—2019年，在京津冀輻射地區中，北京的名義GDP累計增長了86.3%，一枝獨秀；河北、天津僅分別增長51.6%、55.4%，山西、山東、內蒙古僅分別增長45.2%、64.2%、64.4%，遼寧、吉林、黑龍江僅分別增長39.3%、35.1%、23.0%。

相比之下，在長三角輻射地區中，上海的名義GDP累計增長了78.3%，浙江、江蘇分別增長81.7%、83.7%，安徽、江西、福建、湖北分別增長100.9%、92.6%、109.6%、101.1%，從核心到邊緣形成三級梯隊，經濟增速依次遞增，對整體性增長拉動作用明顯，區域協同發展成效顯著。

在前述兩極分化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部分地區在財政收支平衡及相關社會經濟指標上面臨突出壓力，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日益加劇，成為影響經濟平衡運行的重要因素。

近20年來，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長期處于0.45~0.5的高位，2019年達0.465。累積形成的財富差距更加明顯，不僅使居民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愈加不足，甚至使青年一代的奮斗意愿下降，各種形式的“躺平”成為網絡熱詞。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的研究報告《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中國資產排名前10%的城鎮家庭占有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總資產的47.5%和凈資產的49%，資產排名后60%的城鎮家庭僅占有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總資產的19.1%和凈資產的17.7%，財富不平等程度已經較為嚴重。

新冠肺炎疫情沖擊進一步加劇了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問題，其經濟影響可能還在逐步顯化。繼202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增速低于平均數增速0.9個百分點，2021年第一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增速低于平均數增速1.0個百分點，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可能在持續惡化。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與均值之比，從2015年的87.8%持續下降至2021年第一季度的82.4%。

從居民可支配收入構成來看，自疫情暴發以來，工資性收入和經營凈收入增速持續顯著低于財產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增速。這些結構性變化表明，雖然在應對疫情的過程中，財政轉移支付對最低收入群體收入進行了有效補充，同時資產價格上漲使高收入群體收入沒有受損，但工薪收入和個體經營性收入受損嚴重。

在培育形成以國內市場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過程中，中等收入群體是未來支撐消費增長和消費升級的核心力量。在政策層面，應對中等收入群體的變化，特別是中等收入群體與高收入群體的分化，予以高度關注。

發展不充分問題主要是指我國的供需結構還存在一定的失衡問題，尤其是國產產品對于人民群眾生存和發展的改善型需求還存在很多不能滿足的地方。隨著我國生產力快速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對消費產品的需求結構和質的要求在不斷發生改變，但供給端還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我國近年有大量游客到境外購買高檔消費品乃至耐用消費品，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供需匹配不僅要求人們手里有錢，還要求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有相適應的供給，使需求體系更加完善，而不至于有些環節和層面出現過剩或者不足等結構性扭曲，對消費潛能的釋放造成壓力。如何使國內的供給體系更有效地迎合消費需求升級，使消費結構升級更好地牽引供給結構變動，應該作為新時期中國擴大內需的主要內容。應通過供給側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和管制放松，以及日益強化的供給側技術創新和服務模式創新，使供給側結構基于市場機制更有效地迎合消費需求升級的變化，居民消費得到釋放。

同時，我們需要按照消費群體分類來提供精準的與需求相匹配的公共服務和公共基礎設施，從而降低民眾消費所面臨的高成本。例如，近年來，農村消費增速很快，主要原因是電商技術、線上銷售渠道向農村全面下沉，廣大農村居民能夠用很便宜的價格購買到城市的時尚商品，使農村的消費潛能得到釋放。

城鄉之間的差距問題也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一個重要表現。2022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顯示，隨著鄉村振興戰略和脫貧攻堅各項政策的縱深推進，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續快于城鎮居民。

202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7412元，較2012年增長96.5%；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8931元，較2012年增長125.7%。2013—2021年，農村居民年均收入增速比城鎮居民快1.7個百分點。2021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2.50（農村居民收入=1），較2012年下降0.38，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持續縮小。

但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仍然是一個現實問題（見圖4-4）。除此之外，城鄉之間的財富差距也更加明顯，農村居民所擁有土地和房產的價值遠不能與城市相比，這導致農村居民得到的財產性收入遠低于城市居民，而財產性收入的差距也是導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除了收入差距，城鄉居民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差距也是顯而易見的。2022年，上海居民基礎養老金的月計發標準為1300元，為全國最高，而中西部廣大農村居民的月養老金標準只有100多元。在醫療保障方面，醫保福利政策對城鄉居民在報銷比例、報銷上限等方面同樣差別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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