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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目前我國宏觀政策的決策方式和政策風格也需要做出些改變。現在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討論與建議，我覺得更值得政府參考的是那些更專業和更獨立的意見，而不是更容易達成共識的看法。比如說，中國現在的潛在增長率到底是多少？為什么這些年的增速出現下滑趨勢？這些問題似乎已有定論，官方的智囊機構也有公開一致的說法，但從這些年的經濟表現來看，這些判斷還是有可商榷之處。很多問題討論的并不充分。

前幾天在環球時報年會上，我大膽提議，是否可以考慮成立一個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類似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那樣），在短期宏觀經濟政策上發揮更獨立的角色。比如說，這個委員會可以由國務院任命一批一流的學院派經濟學家為成員，這些成員屬于純粹的學者，在宏觀經濟研究領域有獨到的見解，能獨立為政府提供經濟政策咨詢意見，相對于現有非常分散的各大政府智囊或智庫機構，這個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意見會更獨立、權威和專業，給出的意見值得政府在出臺政策時特別參考。

觀察者網：會議五次提到“內需” ，在明年經濟五個方面的重點工作中，擴大內需被放在了首要位置。在擴大內需上，“恢復和擴大消費”被擺在優先位置。此外，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還印發了《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您認為擴大內需未來可以從哪些方面發力？在外需逐漸疲軟的背景下，如何“繼續發揮出口對經濟的支撐作用”？

張燕生：擴大內需可以從以下三方面入手：

首先，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要讓老百姓消費，首先要讓老百姓手里有錢。今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56.7%，人均經營凈收入占比15.7%，人均財產凈收入占8.9%，人均轉移凈收入占18.7%。因此，如何提高人均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可以在改革上下很多功夫。

第二，要提高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要讓老百姓有錢之后花錢，就必須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但現在這方面仍存在很大問題。

第三，要提升中等收入人群占總人口的比例。目前，我國14億人口中只有4億中等收入群體，太少了。應當實施中等收入人群倍增戰略，到2035年前達到8億人。

如果政府扎扎實實把這三個問題解決好，那么擴大內需、消費成為頭車就會成為現實。

今年11月份，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37048億元，同比增長0.1%。IMF預測，2023年全球1/3的經濟體將陷入經濟萎縮，也就是將出現全球性經濟衰退。因此，明年外需將出現萎縮，穩外貿的挑戰很大。

但是，近期江蘇、浙江、福建、四川等多地組織外貿企業包機出海“搶單”是對的。出去“搶訂單”是在修復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聯系，修復和海外客戶的關系，我們需要彌合過去三年造成的信息鴻溝。

2022年12月18日，義烏機場進口處，由永康市23家企業組成經貿團遠赴阿聯酋，抱團出海搶市場。

觀察者網：我注意到，此次會議用較大篇幅關注了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的發展，強調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亮明態度，毫不含糊。近年來您一直呼吁，要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民營企業是我們競爭力的一個主要來源”。您認為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的關鍵是什么，未來可以怎么做？

張軍：我的同事曾經做過一個研究，歐美60%—70%的就業都是大中型企業提供的，但是在中國，超過一百人的企業占比非常低，中小微企業提供了百分之八九十的就業崗位。

有一種說法是，我們的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這些企業有很強的創造力和生存力，是我們經濟的底盤。這些市場主體不需要國家投入，反而為國家做重要貢獻，當然有理由保護這些底層的經濟活力。

在這些市場主體當中，我們有一大批非國有的企業非常成功。這些企業覆蓋很多領域，有制造業的，有現代服務業的，也有新經濟領域的。這些都是民營企業家創業成功的企業，我們在政治上應該允許并鼓勵他們做強做大。他們擁有國有企業難以比肩的競爭力和創造力。為什么我們對民營企業不能一視同仁呢？

這次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從政策和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我非常認同。

我認為關鍵是要有實質性的保障。要通過立法的形式，把對民營經濟的保護確定下來。所謂“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就是要通過改革不斷走向市場經濟體制，而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就是國家要保護市場主體的權益，因此民營企業的產權要受到法律保護。古人說，“有恒產者有恒心”，“恒產”就要求個人財產受到立法的保護。

關于平等保護民營企業，我國《憲法》也有相關規定。《憲法》第十一條規定：

“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

我認為，在保護民營經濟的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公權力（power，即政府的權力）和權益（right，即個人權益）之間的摩擦。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像設立金融法院一樣，專門設立一個試點法院。這個法院的功能就是保護民營企業的產權，專門審理這類案件，這樣可以少受地方政府干預。

我們經常說，一個真實的行動勝過一打口號。2017年，最高法宣布依法再審三起重大涉民企產權案件：顧雛軍案、張文中案和江蘇牧羊股權糾紛。這“三大案”被視為中國依法保護產權、糾正民企冤假錯案的重要風向標，對提振民營企業家的信心意義重大。

另外，很多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確實會受到歧視，比如說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甚至當他們遇到解決不了的困難時，一些地方政府還會利用這個機會，通過當地的國企或國資將其收購。這種現象還是蠻普遍的，尤其是在這幾年經濟下行、很多企業債務壓力比較大的背景下。

一般來說，民營企業勢單力薄，遇到這種情況也沒有辦法抗衡或理論，但是這會對他們的預期和信心都造成非常負面的影響。用立法來阻止地方上的這些事情發生，已刻不容緩。同時，我認為在涉及保護民營企業權益不力的問題時，倒是應該問責地方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