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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燕婷】

7月底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遇刺后，伊朗的“誓言報復”一直未有蹤影。接著以色列引爆黎巴嫩大量傳呼機、對包括納斯魯拉在內的真主黨高層發起斬首行動，伊朗也始終維持克制姿態。

不過，9月30日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伊朗似乎終于“忍無可忍”，在10月1日對以色列本土發起了打擊，并稱此舉是對以色列擊殺哈尼亞、納斯魯拉、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準將阿巴斯·尼爾福魯山的報復行動。

10月1日，伊朗發射的導彈從耶路撒冷上空飛過。新華社發（賈馬爾·阿瓦德攝）

據以色列國防軍統計，伊朗在這次攻擊中發射約200枚導彈，發射場包括大不里士、卡尚與德黑蘭郊區，以色列方面當然也進行了攔截，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上空因此發生爆炸，一名西岸巴勒斯坦人被火箭彈片殺害，火箭碎片落在杰里科也造成數人受傷。

基本上，這是今年4月以色列空襲伊朗領事館導致報復后，伊朗第二次從本國領土攻擊以色列。前次伊朗共發射約170架無人機、30多枚巡航導彈和120多枚彈道導彈，并且事前通過秘密管道向美國發出警告，使得99%導彈在抵達以色列領空前就已被摧毀，美國、英國、法國和約旦也在過程中協助攔截。

而這次美國雖也協助攔截部分伊朗導彈，卻是在攻擊發生前兩個小時左右，才公開示警“有跡象顯示，伊朗將對以色列發動導彈攻擊。”五角大廈發言人萊德表示，“自己不知道伊朗有提前向華盛頓發出攻擊通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同樣確認，“美國沒有收到伊朗政府關于這起攻擊的預先警告”，伊朗駐聯合國代表團更稱，“攻擊前未向美國發出預先警告”。

不論前述說詞是否為真，這些說法都提高了伊朗襲擊的“意外性”與“威懾感”；但可想而知，以色列也誓言要讓伊朗付出代價。

有鑒于中東目前的復雜情勢，伊朗這次攻擊當然有自己的戰略考量，卻也可能引發以色列更強硬的回擊，導致這輪以巴沖突爆發后中東各方就竭力要避免的大戰，在沖突一周年時被迫引爆。

伊朗為何突然報復

首先觀察伊朗選擇報復的戰略考量。

最直接的近因，當然就是對以色列北伐黎巴嫩、打擊真主黨的反應。眾所周知，伊朗與以色列的長期緊張既有宗教、民族與意識形態的根源，也源于兩國在中東的地緣對峙。從2000年代起，伊朗便逐步通過支持黎巴嫩真主黨、加沙哈馬斯、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也門胡塞武裝，將影響力延伸到以色列邊境，最終形成名為“抵抗軸心”多層次的包圍框架。

而以色列此次入侵黎巴嫩，無疑是在擊殺真主黨領袖納斯魯拉后，再一步動搖伊朗的戰略利益。畢竟真主黨作為伊朗在黎巴嫩的重要代理人，不僅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更是協調敘利亞、黎巴嫩、加沙等其他抵抗軸心的重要板塊。以色列入侵黎南雖容易陷入軍事泥淖，卻也必然削弱真主黨的軍事實力，從而間接弱化伊朗在黎巴嫩的影響力。

從這個脈絡來看，伊朗這次導彈攻勢可以視作對于真主黨的“隔空支持”，畢竟德黑蘭眼下似乎無意派兵黎巴嫩、助戰真主黨，但通過這波導彈打擊，伊朗還是有機會建立威懾，并向以色列乃至美國傳遞以下信號：伊朗擁有大量短程和中程彈道導彈，其技術水平足以對以色列的基礎設施和軍事目標構成威脅，且正因以色列吃定了伊朗不敢升級，所以伊朗更要動手，來展現任何針對自己或盟友的行動都將遭到強硬回擊，同時表明伊朗不僅會通過代理人參與戰爭，還會直接介入。

伊朗的最終目的并不是真要決戰以色列、美國，否則就不會僅僅發射200枚導彈，還讓以色列與美國攔截了大部分，最終也沒有造成大量死傷與損害。在伊朗的盤算內，或許是認為這種動作有機會迫使以色列重新考量：是否要繼續推進在黎巴嫩的地面戰。當然，以色列會如何理解就是另一件事了。

再來就是對于整個“抵抗軸心”的士氣提升。借由發射導彈、展現對于真主黨的隔空支持，伊朗可以證明自己在“抵抗軸心”遭受攻擊時，并不是完全作壁上觀、無事一身輕，而是無懼情勢升級也要挺身而出，不會讓真主黨孤立無援、成為棄子。

其實自以黎局勢升溫以來，德黑蘭應該也心知肚明，不論以軍的地面攻勢要進行多久、最終是否撤出黎南，從納斯魯拉被擊殺開始，伊朗在黎巴嫩的影響力就無可避免的要遭遇打擊。從這個脈絡來看，伊朗此次對于以色列的導彈襲擊，也有維系自己在黎巴嫩真主黨社群威望的考量，目的就是避免某些干部因為埋怨伊朗“怕事”“不敢介入”，而降低了組織整體對德黑蘭的忠誠，導致真主黨還未被以軍徹底殲滅，伊朗就已喪失黎巴嫩代理人的尷尬場面。

同理，真主黨作為伊朗“抵抗軸心”的重要板塊，德黑蘭不派兵助戰已經引發不少埋怨，如果又對以色列入侵黎南毫無反應，恐怕會讓敘利亞、伊拉克民兵乃至胡塞武裝質疑，自己為伊朗賣命究竟有何意義

這個角度來看，伊朗此舉當然有鞏固“抵抗軸心”戰略聯盟的具體考量。此外，從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便一直是中東的反美反以代表，這些政治話語又跟什葉派的烈士敘事相結合，成為伊朗“輸出革命”對外路線的論述基礎；伊朗此次的導彈襲擊，也有在長遠意義上穩定國家論述的用意。

空襲后，伊朗德黑蘭、馬什哈德等城市舉行慶祝活動 IRNAIRNA

最后就是對于內部強硬派、保守派勢力與民意的回應。如前所述，在1979年革命后，反美反以就成為伊朗的國家象征，也是構成政權合法性的部分基礎。即便近年伊朗存在不少崇拜西方的民意、尤其是年輕世代，但反美與反以的輿論族群仍有其基礎。而在這個結構上，伊朗政壇的強硬派與保守派，往往會以捍衛伊斯蘭革命成果、抵抗外部壓力為立場，爭取相關民意支持，進而鞏固自身權力，同時延續與改革派不同的發展路線。

從這個視角來看，伊朗對以色列發射導彈就不僅是對外的戰略行動，更是對于內部民意的政治回應，表明政權在面對外部威脅時不會輕易妥協，所以也能看到伊朗祭出打擊后，國內有不少民眾上街歡慶的場景。

當然，這個動作搭配伊朗承受制裁重擔、經濟凋敝的現況，或許也有轉移不滿、將民眾情緒引向外部敵人，用反美反以的民族主義激情來加強國內團結的考量。

但對以色列發射導彈畢竟還是相當高風險的一手，否則伊朗也不會考慮再三后才勉強進行。而這一動作或許也表明，強硬派與保守派最終還是在這個議題上壓制了出身改革派的總統佩澤希齊揚，及其背后的魯哈尼、哈塔米集團，因為后者必然在相關議題上反對報復，并且希望政府“顧全大局”，不要徹底惡化與美國、西方的互動，最終不僅核協議談判再度無望，還會讓伊朗卷入決戰美軍的危局。

只是保守派與強硬派最終勝出的理由，或許除了支援真主黨、鼓舞“抵抗軸心”等上述戰略考量外，還有一個無奈現實：就算伊朗這次隱忍不報復，在現在美伊關系依舊對峙的大環境下，核協議到底有多少復蘇可能？且如果美國總統大選最后是特朗普勝出，美國對伊朗的極限施壓恐怕只會更強，那么伊朗如今的“顧全大局”究竟意義何在？

說到底，從2023年新一輪以巴沖突爆發以來，圍繞伊朗的就是一個致命的靈魂拷問：究竟是要加碼投入、還是降低對“抵抗軸心”的經營？而這背后的對立，就是面對以色列與美國時，選擇維持威懾還是降低大戰風險。而只要加沙戰火一日不停，為此動員“抵抗軸心”的伊朗就必須在這個靈魂拷問中反覆打轉。

此前筆者曾預測，如果美國、伊朗、以色列三方“極限拉扯”的僵局持續難解甚至惡化，那么這段極盡拉扯的危險盡頭，恐怕就是伊朗“落實報復”。而從目前發展來看，伊朗似乎也是選擇了這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