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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小楓】

按我國教育體制的現行學科分類，地理學在高中階段屬于文科，到大學階段就轉到了理科，屬于自然科學。按照常識性的理解，理科或自然科學旨在探究超逾政治和歷史的自然理則，倘若如此，人們難免會感到費解：作為一級學科的地理學為何包含“人文地理學”這個分支，而政治地理學又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1]

政治地理學被劃歸為理科或自然科學僅僅聽起來就讓人覺得不大對勁。地理學和天象學一樣，是人類古已有之的科學，但這兩門科學自古就與政治和歷史緊密相關，而非僅僅與自然相關。事實上，在如今我國的人文科學建制中，地理學并非沒有自己的位置：史學中的“歷史地理”專業算得上史學中的基礎性學科。嚴格來講，歷史地理學就是政治地理學，或者說，政治地理學離不開歷史的視野。盡管如此，我們的史學或政治學的從業者究竟有多少歷史地理學或政治地理學知識，迄今還是個未知數。

不僅如此，我國史學建制中的“歷史地理”屬于中國史門類中的一個專業，即以中國政治地理的歷史沿革為研究對象，并不涉及世界政治地理的歷史沿革。但在我國大學的世界史學科建制中，人們又找不到世界歷史地理學的學科位置。

筆者想到這個問題是因為：隨著中國的世界性崛起，我國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學者越來越需要面對風云變幻的世界地緣政治局勢。事實上，“地緣政治”這個語詞如今正在成為學界的時髦用語。倘若如此，問題就來了：我們的地緣政治意識有足夠的世界歷史地理學知識的支撐嗎？

一

費爾格里夫（1870 - 1953）是英格蘭的一位中學教師（教數學和地理），受麥金德（1861-1947）的著名演講《歷史的地理樞紐》（1904）激發，[2]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的第二年（1915）發表了一部供中學生閱讀的世界政治地理讀本《地理與世界霸權》，隨即走紅。費爾格里夫的意圖既簡單又明確，即把麥金德的具有世界史視野的政治地理觀變成中學生也能了解的常識。麥金德是專業地理學家，但他的《歷史的地理樞紐》則堪稱現代政治學的經典文獻。不過，直到今天，《地理與世界霸權》的重印數量遠遠超過麥金德的《歷史的地理樞紐》。

《地理與世界霸權》，詹姆斯·費爾格里夫著，胡堅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豪斯霍弗（1869 - 1946）是德國職業軍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從山炮旅參謀長做到旅長，戰后進入學術界時已經年過5旬。1925年，他出版了在今天看來頗具前瞻性的《太平洋地緣政治學：地理與歷史之間關系的研究》，[3] 由他妻子翻譯的《地理與世界霸權》德譯本也在同年問世。豪斯霍弗親自撰寫德文版“引言”，稱贊費爾格里夫是杰出的教育家。我們應該注意到，德譯本加了一個原書沒有的副標題“地緣政治學導引”。這意味著，世界歷史的政治地理知識是地緣政治學的基礎。

豪斯霍弗希望這本由英國人撰寫的中學生讀物有助于推動德國中學的地緣政治教育。同時，他并沒有忘記指出，德國讀者應該意識到：該書對世界歷史地理的描述看起來具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其實作者帶有“相當強烈的‘幸哉占有者’的盎格魯-撒克遜本位立場”。[4]

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

并非僅僅豪斯霍弗才有這樣的看法，在1927年出版的地理學教科書中，德國地理學界的權威學者赫特納（1859 - 1941）指出：

英國人久已擴張到整個地球的范圍，幾乎每個家庭都和國外的利益有聯系，從而具有一種天然的政治地理的理解。我們德國人缺乏這種理解，因而必須進行教育。[5]

1930年代初，出生于奧地利的地理學家哈興額（1877-1952）寫出了帶有德意志國家立場的世界歷史地理教科書《[世界]歷史的地理基礎》（1933 / 1953）。在中國獨立抗擊日本入侵的艱難歲月，我國現代地理學之父、“中國地學會”創始人之一張相文（1866-1933）之子張星烺（1888-1951）將該書譯成了中文，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年（1940）在陪都重慶出版。[6]

左：張相文（1866-1933），右：張星烺（1889-1951）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前夕，我國的地理學家才將費爾格里夫的《地理與世界霸權》譯成中文，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37）。譯者名叫強富康，這個名字讓人覺得更像筆名，其寓意不難理解：中國若要實現自強、富足和小康，就得普及世界歷史的政治地理知識，培育國民的地緣政治意識。

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危難時期，中國的政治地理學家很難普及具有世界歷史視野的政治地理知識，盡管流亡陪都重慶的政治地理學家甚至成立了一個“地緣政治學協會”（1941）。80年后的今天，費爾格里夫的《地理與世界霸權》在同一年有了兩個新譯本。[7] 這當然不意味著我們的學界已經意識到，面對國際地緣政治的新一輪大變局，我們的世界歷史地理教育應該從小學開始。

二

2009年，曾任美國地理學家協會主席的科恩為美國大學的本科生獻上了一部地緣政治學教科書（至2017年已印行6版）。他在書中寫道，由于麥金德的啟發，費爾格里夫的《地理與世界霸權》“正式表達了中國具有極佳的條件統治歐亞大陸的觀點”。[8]在21世紀的今天，這話聽起來具有特別的意味：似乎早在近100年前，費爾格里夫已經預見到中國將在世界地緣政治格局中占據樞紐位置。

科恩的說法倒是讓我們應該看到：由于霍布斯式的生存“恐懼”早已成為歐洲人的歷史性本能，當今的美國政治家把“一帶一路”視為最具威脅性的地緣政治構想，并非不可理解。這意味著，美國的政治學家清楚意識到，中國人若想憑靠自由貿易的“全球化”繁榮來獲得國際秩序的主導權，只會是一廂情愿的想法。

其實，在結束對中國歷史地理的描述時，費爾格里夫的說法是：“中國的政治地位非常有趣，其歷史尚未完成，唯有時間才能告訴我們，最終的結果將會如何。”[9]費爾格里夫不乏史學家的節制意識，他審慎地沒有預言未來。我們甚至還應該稱贊他說中國的“歷史尚未完成”——說得好！

在描述20世紀初的世界政治地緣狀況時，費爾格里夫明顯依據麥金德的觀點，即以海上強國與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地緣政治沖突為基本觀察點。在他筆下，當時的海上強國除了英國，首先是日本，然后還有法國和意大利（這兩個國家其實算不上海上強國），它們“幾乎占據了環繞亞歐大陸邊緣的所有陸地”。在對峙的兩者之間，是一系列“破碎地帶”（crush zone）。與麥金德不一樣的是，費爾格里夫把美國納入了自己的政治地理學視野。

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

費爾格里夫的確提到，在這一“破碎地帶”，德國和中國最為特別。因為，這兩個國家“如果能夠予以組織化且強盛起來，其地位便會大不相同”。相比之下，“中國甚至在更大程度上處于主宰大陸心臟地帶的位置，受外來干擾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中國作為一個國家雖然失去了活力，卻仍然具有獨特的重要性。”[10]

費爾格里夫在105年前這樣講，并非因為從地理學的自然科學式中立觀點來看，中國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位置有多么重要。毋寧說，對于大英帝國的世界地緣戰略利益來講，中國的位置十分重要。畢竟，當時的英國不僅奪取了香港島并強行租借新界，而且英國軍艦已經沿長江深入中國腹地，為英國領館和貿易公司提供武裝保護。

對于當時的海上強國的大英帝國來說，若要把邊緣地帶國家組織起來對心臟地帶形成包圍，那么，中國恰好處于英帝國的戰略前沿的東端。費爾格里夫希望告訴英國的中學生們：大英帝國獲得的全球霸權來之不易。在中國崛起的今天，我們不難理解，這本書為何在半個世紀之后再度連續重印，仍然是海上強國的基本教科書。[11]

1931年的英帝國及其全球利益

由此來看，費爾格里夫在1915年所表達的大英帝國“統治歐亞大陸的觀點”，在科恩筆下變成了“中國具有極佳的條件統治歐亞大陸的觀點”，并非不可理解。如今美國的地緣政治學家甚至擔心，中國會背靠歐亞大陸與拉丁美洲國家聯手，撕開美國南部側翼，同時進入非洲地區，反過來封鎖海上強國。[12] 讓我們感到匪夷所思的是，美國的地緣政治學家在這樣說的時候絕口不提，自1950年代朝鮮半島戰爭以來，美國軍事力量的戰略前沿一直部署在中國的家門口。直到今天，美國軍機幾乎每天對中國沿海施行抵近偵察。

我們沒有必要說，美國地緣政治學家的腦筋過于神經質，反倒應該致力搞清楚他們賴以思考的地緣政治學原理。顯然，無論當年的大英帝國還是如今的美利堅帝國，學界人士大多有相當自覺的地緣政治意識，而且十分敏感，反應迅速。

無論是大戰略、戰略，還是戰役、戰術，都與地理因素有關，全球戰略必須要有詳實的地理情報，最重大的戰略決策實質上是地緣政治，因此，對地理分析如有出入，就可能導致整個戰略決策上的差錯。[13]

海上強國很長時間都沒有意識到，中國共產黨竟然能如此之快地把中國重新組織起來，甚至還讓古老且積貧積弱的中國開始變得“強盛”。[14]不難理解，一旦中國被重新組織起來已經成為政治現實，海上強國憑靠其世界歷史式的地緣政治意識馬上會感覺到：危險就在眼前。[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