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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新生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何以覺得自己有理由否定抗美援朝呢？這個問題不難回答：因為，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進入“國際秩序”（“國際社會”或“國際體系”）不僅成了我國學界人士的口頭禪，甚至在相當程度上也已經是一種國家立場。

奇妙的是，中國進入自由的國際秩序后，國家實力不斷增強，美國政治家又越來越強烈地感到，美國領導的這個自由的國際秩序出現(xiàn)了危機：美國的力量正在衰落，國際秩序的基本組織邏輯和原則的新方案正在出場。

在這場即將上演的宏大劇目中，中國是引人注目的領銜主演。中國不會成為既有秩序的利益攸關方，反而會利用不斷增長的實力將世界政治推入一個非自由的方向。開放性和以規(guī)則為基礎的既有國際秩序的深層特征正在發(fā)生轉變。（伊肯伯里，頁4）

盡管如此，這位美國政治學家對美利堅世界秩序的道德原則仍然充滿信心。在他看來，自由的國際秩序如今面臨的不過是“內部權威”或“治理方式”的危機，而非“這一秩序本身所蘊含的那些深層原則的危機”。

畢竟，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國家（比如中國）進入這一秩序后獲得了極大的益處，在世界秩序是否應該是一種自由的國際秩序的問題上，“西方國家與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國家之間”已經取得了共識。自“9.11事件”以來美國面臨的危機，“并不意味著自由秩序的必然終結”，毋寧說，這一秩序面臨的挑戰(zhàn)僅僅是“舊的權威關系正在銷蝕”，從而需要重新“確立一種能夠代表全球社會進行協(xié)調的國際行動的正當權威”（伊肯伯里，頁5，7-8）。

2001年在美國本土發(fā)生的9·11恐怖襲擊事件

如果這一觀點成立，那么，新生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仍然有理由把抗美援朝視為一次歷史性失敗。在他們看來，抗美援朝針對的是美國管理國際秩序的權威和方式，而非否認這一秩序本身所蘊含的那些深層的國際秩序原則。

一旦問“這一秩序本身所蘊含的那些深層原則”究竟是什么，那么，自由主義哲學的“世界大同論”問題就回來了。

這位美國政治學家告訴我們，“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愿景”最初是威爾遜總統(tǒng)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和解而提出來的，它充分表達了康德式的“永久和平”理想。由于當時的美國尚未取得全球領導權，這一“愿景”才沒有實現(xiàn)。1940年代中期，羅斯福總統(tǒng)領導美國擊敗德國和日本之后，美國自然就“處于構建國際秩序的位置”。隨后，“杜魯門擴展并最終徹底改造了自由主義國際事業(yè)?！痹诮酉聛淼睦鋺?zhàn)狀態(tài)中，自由的國際秩序不斷演進，隨著“民主資本主義世界中的經濟和安全關系”的發(fā)展，最終擊敗競爭對手，自由主義秩序由此“轉變?yōu)橐环N向外擴散的全球體系”（伊肯伯里，頁13-15）。

從威爾遜到杜魯門的世界歷史的確是美國崛起的40多年，但也是朝鮮問題形成并最終引發(fā)朝鮮半島國際戰(zhàn)爭的40多年。既然朝鮮半島問題直到今天都還沒有解決，與之緊密相關的中國領土完整和統(tǒng)一問題也沒有解決，人們能說這僅僅是美國掌握秩序領導權的方式或治理秩序的方式有問題？“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愿景”本身難道沒有問題？畢竟，武力干涉朝鮮半島和中國內戰(zhàn)的理由，恰恰是“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愿景”。

現(xiàn)代歐洲史上有著名的波蘭問題，它形成于18世紀俄羅斯帝國、普魯士王國和奧地利大公國三次瓜分波蘭（1772-1795）。稍微熟悉世界政治史的人們都知道，1815年的維也納協(xié)議、1919年的巴黎和約以及1945年的雅爾塔協(xié)議都沒有徹底解決波蘭問題。

1945年2月，蘇、美、英三國簽訂雅爾塔協(xié)議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英國的一位政治史學家曾寫道，“回顧歷史上對波蘭的瓜分和重新瓜分、許下自治的承諾和違背自己的承諾”，再研究一下地圖就知道，“所有一切都表明，許多問題很難解決”，而“一切問題的解決取決于戰(zhàn)爭結束時各國力量的對比”。⑤

這位史學家沒有想到，“一戰(zhàn)”結束后對波蘭問題的解決為引爆下一場更為慘烈的戰(zhàn)爭埋下了烈性炸藥。因為，對于德國人來說，

波蘭自從根據(jù)苛刻的《凡爾賽和約》侵占了德國領土之后，就成為我們揮之不去的切骨之恨，因為這種侵占無論從歷史的公正角度，還是依據(jù)民族自決論而論，都沒有根據(jù)?！斗矤栙惡图s》的苛刻條件導致德國國衰民弱，一直處在被“可惡的聯(lián)盟”左右的噩夢之中。如果我們想一想懷有惡意的大多數(shù)波蘭人對德國領土懷有的野心，那么這個噩夢會促使我們去干更多的事。⑥

扎莫伊斯基的《波蘭之路》出版于1987年，在接下來的20年里，歐洲的地緣政治格局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以至于有不少人認為，“史學家應該徹底改變自己對歷史的看法”。扎莫伊斯基起初覺得，“這種觀點看起來很荒唐”，但他重讀自己20年前寫的史書后又不得不承認“這種觀點有道理”。

在這20年里，歷史并非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到達了終點，而只是觀察歷史的人們徹底換了一個角度。⑦

烏克蘭脫離俄羅斯帝國后，波蘭人不換一個觀察歷史的角度行嗎？14世紀后期，蒙古帝國的金帳汗國逐步衰落后，信奉天主教的波蘭-立陶宛王國向東擴張，控制了第聶伯河以西的右岸烏克蘭地區(qū)，并傳播天主教信仰。第聶伯河以東的烏克蘭居民則保持了基輔羅斯時代的東正教信仰。到了17世紀，烏克蘭地區(qū)成為當時東歐三大強國（波蘭、俄羅斯和奧斯曼土耳其）反復爭奪的戰(zhàn)場。⑧

美國的政治學家固然可以說，由于美國在“一戰(zhàn)”后還沒有獲得世界秩序的領導權，“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愿景”才沒有實現(xiàn)。但既然1945年的雅爾塔協(xié)議乃至1954年的日內瓦協(xié)議都沒有解決朝鮮問題，他又怎么好意思說，“二戰(zhàn)”后的國際秩序是“美國所擁有的充滿活力的超凡能力、利益和理想”的“一種卓著成就”呢？

1954年4月，中、蘇、美、英等23個國家參與日內瓦會議

與波蘭問題相似，在東亞有朝鮮問題，在中東有巴勒斯坦問題，凡此問題無不是檢驗美利堅世界秩序“本身所蘊含的那些深層原則”的試金石。⑨ 就此而言，朝鮮半島戰(zhàn)爭蘊藏著巨大的政治史學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