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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不到5年（1986），亞歷山大依據美國軍方檔案和軍史材料撰寫了一部朝鮮戰爭戰史，他為自己的書選取的書名是“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

亞歷山大親歷過這場戰爭，他從軍事史的角度得出如下結論：

美國未能打贏朝鮮戰爭，這使美國領導人深感不安。因此，他們在戰后20多年的漫長歲月里，總在想方設法地傷害阻撓美國取勝的紅色中國。[13]

亞歷山大寫這本書，并非因為當時中美正在走向“貿易伙伴”關系，兩國即將開始長達20年的合作期。

如果我們以為這類持“反韓戰”立場的戰爭紀事書在美國占據主流，那就錯了。美國著名軍史學家米勒特（Allan R. Millett）獲得過“終身成就獎”，他撰寫的兩卷本朝鮮半島戰爭史的書名并非如中譯本書名那樣富有詩意，而是具有直白的政治含義——《他們為朝鮮而戰》（Their War for Korea: American, Asian, and European Combatants and Civilians, 1945-1953）。副標題“美國、亞洲和歐洲的作戰人員和文職人員”清楚表明，所謂“他們”指聯合國軍。

在概述文獻時，米勒特不屑于提到這些具有“反韓戰”立場的戰史紀事，僅僅籠統地稱之為“修正主義”史書，它們“反映出美國人民對樸正熙將軍在韓國的獨裁統治以及口是心非的約翰遜政府干預越南的不滿和憤怒”。[14]米勒特轉彎抹角的修辭不外乎要說，這類紀實作品帶有政治立場，所謂“紀實”未必符合史實，似乎他才具有客觀立場，盡管他承認，要做到這一點的確不容易。

“修正主義”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幾乎完全陌生，上年紀的人才會在塵封的記憶中回味到這個語詞帶有的尖銳鋒利。米勒特用這個語詞一筆帶過1970年代至1990年代美國人寫的朝鮮戰爭紀事，意味著此前曾經有一個關于朝鮮戰爭的正統敘述，但被“修正”了。

的確，自1950年代末以來，美國知識界不斷有關于朝鮮戰爭的追憶或研究問世。據說，美國朝野對朝鮮戰爭患有“國家性遺忘”（national amnesia），關于越戰的出版物汗牛充棟，而關于朝鮮戰爭的書籍卻寥寥無幾——這種在我國坊間長期流傳的說法并無根據。

據麥克法蘭的《朝鮮戰爭研究文獻錄》（1986）所載，從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美國關于朝鮮戰爭的出版物（書籍和文章）已多達2300種，盡管從軍事角度記敘或研究的居多（亞歷山大，頁594）。[15]不難推想，所謂“修正主義”式的朝鮮戰爭紀事在美國恐怕僅僅算是一種“聲音”。所謂the Forgotten War[被遺忘的戰爭]或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ar[未曾透露的戰爭真相]一類書名，并非指關于朝鮮戰爭的書籍很少。毋寧說，此前美國關于朝鮮戰爭的紀事或研究講述美軍遭受打擊時的悲慘遭遇的書籍很少。

在美國，朝鮮半島戰爭史的正統敘事的基調是“為了自由民主而戰”——米勒特的《他們為朝鮮而戰》遮遮掩掩地與此一脈相承。萊基的《沖突：朝鮮戰爭史（1950-1953）》出版于1962年，迄今還是美國施行政治教育的權威讀本（甚至有了電子朗讀版），該書的扉頁題辭是：To Those Who Fought for Freedom in Korea[獻給那些曾為朝鮮的自由而戰的人們]。[16]

萊基把美國在朝鮮戰場上的對手一律稱為“共產主義者”，事實上，麥克阿瑟的確是帶著與“共產主義者”決一死戰的信念堅持要打一場清教式的“全面戰爭”，甚至不惜“把戰爭擴展到中國本土”（斯帕尼爾，頁219）。我們若以為這僅僅是所謂“冷戰意識形態”的反映，那就錯了。畢竟，麥克阿瑟是“充滿魅力的人物”，他“同幾乎是宗教性質的神秘主義聯系在一起”（亨廷頓/2017，頁348）。

美國作家托蘭（1912-2004）因撰寫20世紀的紀實性政治史而聞名于世。除了善于敘事，托蘭撰寫戰史注重對親歷者的采訪。用今天的話說，托蘭的戰爭紀事基于口述歷史——他的朝鮮半島戰爭紀事就屬于這類作品（米勒特/下，頁568）。

這并不意味著托蘭撰寫的戰史紀事就具有所謂的客觀性。他的《生死之戰：朝鮮1950-1953》（In Mortal Combat：Korea，1950-1953）出版（1991）后，隨即被譯成了中文。托蘭也許并不知道，中譯本的書名加了一個副標題“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否則，他恐怕會表達不滿。因為他明確說，“我并非以一個美國人而是以一個世界公民的身份來寫”這本書。[17]

我一直試圖作為一名不管國籍和意識形態如何的超黨派人士來探討歷史，并試圖通過普通的和非凡的人們所遭受的苦難，以慘痛的詳細情節來描寫戰爭的恐怖。（托蘭，頁663）

托蘭確實是美國人，但他又自視為“世界公民”。這種人在美國可能不在少數，中譯者（或出版社）加了“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 這個副標題也不算錯。問題在于，一個“世界公民”看待戰爭的目光真的就客觀嗎？

托蘭在結束他的戰爭紀實時說：

這場朝鮮戰爭值得打嗎？對于參戰雙方的高、中、低層的人民來說，它都是一場殘酷、愚蠢、錯誤、誤判、種族歧視、偏見和兇暴的戰爭。只有各個層面上大量富有人性的事例——戰場上的英雄主義、自我犧牲精神、對敵人個人的仁慈和同情——才使得書寫這場戰爭可以承受。（托蘭，頁663）

這場戰爭的確殘酷，歷史上也沒有不殘酷的戰爭。但我們值得問問托蘭：這場戰爭“對于參戰雙方的高、中、低層的人民來說”都是“愚蠢、錯誤、誤判、種族歧視、偏見和兇暴的戰爭”？“世界公民”如此不辨是非、不分青紅皂白地把這些語詞加諸于“參戰雙方的高、中、低層的人民”，讓自己站到一個超歷史的道德高度，他的靈魂就“能夠承受”（bearable）書寫這場戰爭，讓人匪夷所思。

無論南北雙方的朝鮮人民還是中國人民，都不會同意說，這場戰爭是“愚蠢、錯誤、誤判、種族歧視、偏見和兇暴的戰爭”。參戰雙方的人民不是“世界公民”，“英雄主義、自我犧牲精神、對敵人個人的仁慈和同情”也不屬于“世界公民”，而是屬于某個國家的戰士。各個國家記住自己的英雄及其自我犧牲精神乃至對敵人個人的仁慈和同情，屬于政治的自然。[18]

托蘭不分青紅皂白把“愚蠢、錯誤、誤判、種族歧視、偏見和兇暴”加諸給交戰雙方，恰好證明這位“世界公民”的頭腦“愚蠢、錯誤、誤判”，因為他不能辨識什么是“種族歧視、偏見和兇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