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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現代的中國式“和平秩序”

關注現代之前的東亞國際關系的史學家告訴我們，“東亞的四個主要儒學國家彼此擁有著穩定、和平、持久的關系”，從中世紀晚期的1368年至現代初期的1894年的500年間，中國、朝鮮、越南和日本之間僅發生過兩次戰爭，分別是明朝的中國軍隊進入越南平定內亂后試圖取代安南國而引發的20年戰爭（1407 - 1428），再就是日本的豐臣秀吉（1537 -1598）入侵朝鮮的6年戰爭（1592 - 1598）。

“儒家秩序帶來了高度的穩定”，即便“朝貢”制度實際上要求的也僅是“承認中國皇帝的文化優越性，而不是承認中國皇帝對自己的國家的政治權威”。的確，“東亞有很多暴力沖突，但是主要發生在中國化國家和其他通常是非國家的行為體之間，比如北方的半游牧民族。”[13]

清朝《萬國來朝圖》（局部）

古代中國的帝國式“和平秩序”的具體細節會有很多爭議，但有兩點沒有爭議。首先，即便北方異族入主中華帝國，最終也得穿上中華“和平秩序”的制服。針對那些否認中華帝國具有歷史連續性的觀點，史學家史華慈（1916 - 1999）以充分的史學理由問道，難道“我們能說元朝沒有最終接受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嗎？我們能說清朝沒有在保留滿族獨特制度的情況下最終完全接受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嗎？” [14]

第二，中華帝國的“和平秩序”以“德”唯尚，以“禮”規范各種關系。今天的史學家感到驚詫：“重申儒家關于皇權統治學說的價值的，是統治華北的拓跋王朝的各位繼承人。”

隋朝和唐朝皇帝成功統一全國后，所有的官方史學家都被要求對數世紀的分裂做出解釋。他們要論述下列問題：漢代的思想遺產是如何經受入侵和征服的；怎樣造就偉大的帝王和出色的政府；中國應該怎樣與外國打交道。史學家們認真閱讀了《尚書》，一致認為出色的政府是通過“德”來證明的。他們繼而說明，正是“德”這種東西，使帝國內外的人民真心臣服并接受了天子的統治。這種觀點對儒生們而言并不新奇。新奇的是史學家們開始把“德”當成了帝制中國對外關系的核心。[15]

中華帝國式的“和平秩序”“一直很強大很持久”，這讓歐洲學人迄今感到好奇，并希望找到具有說服力的解釋。

我們首先會被一種歷史的偶然性所觸動，被一個不是由中國人造成的殘酷的偶然性所觸動。在整個歷史長河中，中國沒有遭到周邊任何一個普天大國的挑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主張讓中國感到有必要在文化方面給予嚴肅對待。（史華慈文，頁298）

不少西方漢學家都持有這個觀點，在筆者看來，這的確符合古代中國的經歷。但史華慈還認為：

除歷史偶然性的外部因素外，中國的普天王權觀和世界秩序觀也許比其他文化中的類似觀念具有更堅實的宗教-宇宙論基礎。……在中國的周朝，出現了與自然秩序觀類似的觀念：“道”，這是一種宇宙-社會秩序，君王在其中擁有崇高、永久和極其重要的地位。

在儒家學說中，普天王權當然與道德體系有關，且受到道德體系的支持，該體系是宇宙終極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史華慈文，頁299 - 300）

19世紀末以來，大英帝國一直試圖在東亞建立一種歐洲帝國式的“和平秩序”，與模仿歐洲的方式崛起的日本帝國聯手壓制俄羅斯。從鴉片戰爭（1840 - 1842）到甲午戰爭（1894），“天朝”式的東亞“和平秩序”迅速瓦解。

1884年，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著名政治家福澤諭吉（1835 - 1901）甚至授意自己的侄子繪作了一幅木版畫“北京夢枕”，展示中國人如何因吸食鴉片上癮而導致外國人入侵。福澤諭吉由此推動日本制定出與西方列強結盟瓜分中國的規劃，甚至在他主辦的《時事新報》上為文透露了這一計劃。

福澤諭吉1884年出版的《北京夢枕》木版畫

與瓜分波蘭分三次完成（1773，1793，1795）一樣，瓜分中國同樣分三步走。福澤諭吉在文中畫了一幅地圖題為“支那帝國分割之圖”：清室僅剩下自己的發祥地東三省，德國控制山東和河南，俄國占據朝鮮、陜西和山西，英國分走江蘇、安徽、浙江、河北和江西，法國奪得安南、越南、湖南、廣西、廣東和福建西部，日本占領臺灣和福建東部，“漢族僭王”僅分得西部的甘肅、四川和貴州。福澤諭吉依據西方的國際法推論說，若一國獨吞中國必然招致多國譴責甚至干涉，而多國瓜分一國則不會引起麻煩，所有國家共同承擔責任，每個國家的道德過錯就微不足道了。[16]

按此瓜分，英國和法國所得份額最大，古老的漢民族僅分得西部腹地。福澤諭吉號稱明治時期最了不起的哲學家，但他這樣想時沒有想到，如此瓜分后可能有兩種后果：第一，歐洲式的戰爭狀態會隨之而來，第二，漢民族最終是否認輸很難說。總之，整個東亞陸地將出現災難性的戰亂——比如今敘利亞的戰亂更為可怕的戰亂，因為東亞陸地的人口密度遠大于古老的兩河流域及以西地帶。

福澤諭吉1884年出版的《支那帝國分割之圖》

1885年3月16日，福澤諭吉在他主辦的《時事新報》上發表了題為“脫亞論”的社論。日本國當然不可能在地理上“脫亞”，所謂“脫亞論”的實際含義是脫離中華帝國年逾千年所造就的東亞“和平秩序”，引入歐洲式的“和平秩序”，于是就有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

第一次歐洲大戰之后，“凡爾賽和約”建立的歐洲“和平秩序”并不穩定，日本趁機蠶食中國，試圖以日本為主導重建東亞的“和平秩序”，英國和美國都沒有強力干預日本入侵中國的軍事行動。趁歐洲爆發戰爭之機，日本帝國偷襲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試圖獲得對西太平洋的控制權，同時迅速奪取英法美在東南亞的殖民地，緊接著日本帝國就拋出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和平秩序”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