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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鄒讜這里引用赫爾利的話頗為意味深長：單方面支持國民黨無異于支持一個曾經是反民主政府的“暴動者”——意味深長的地方還在于，國民黨發起第二次革命，理由是第一共和的民主性質已經不復存在，國民黨搞“暴動”或鬧革命由此獲得了正當性。既然如此，以中共是“反國民政府的暴動者”為由不支持共產黨，理由就不成立。畢竟，僅僅半年前，兩位在華美國外交官提交的報告一致認定，國民黨政府專制且腐敗，并不具有民主性質。如果赫爾利的理由是，南京政府早已經成立，具有法理上的合法政府性質，那么，如此合法性明顯來自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法理。既然如此，鄒讜在書中不止一次提到，中共在1931年就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顯得意味深長。因為，這個中國現代的第二共和按理同樣具有法理性質，何況蘇維埃共和國頒布的憲法遠早于國民政府的憲法——法理不同不等于沒有法理。

因此，在戰后幫助中國重建民主政制時，美國一邊倒支持專制腐敗的國民政府，表明美國在乎的根本不是中國的憲政民主，而是唯利是圖地只求實現自己的利益。鄒讜非常清楚，正是由于美國對專制腐敗的國民黨如此一邊倒，才使得當時不少追慕英美自由主義的中國知識人倒向了共產黨。鄒讜在書中不便說、但讀者很容易想到的是，如果美國不應向作為一個政黨或反政府的政黨提供軍火援助可以視為一項正義原則的話，美國當時（鄒讜寫作本書時）仍在向臺灣的國民黨提供軍火，甚至提供軍事庇護，表明美國在插足中國事務時從來就不持守什么正義原則，而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憑靠武力干涉他國政制。

由此來看，鄒讜在書中把美國對戰后國共對峙局面沒有采取“武裝干涉中國的辦法”說成美國沒有履行“義務”（頁304），就顯得相當似是而非，除非我們把這一說法看作反諷修辭。美國發愿要幫助中國成為“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關鍵時刻卻又不愿派武裝力量去實現這一“高尚”的政治目的，按鄒讜的說法是因為，美國人有一種廣泛共識：獲取“在華利益不值得訴諸戰爭”（頁304）。

但反諷的是，或者似是而非的是，鄒讜在書中一再把中國的憲法民主建國問題放到中國現代歷史的長時段來觀察，從而與美國對華政策具有的所謂“長遠目標”形成對照。通過“建立一個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這一提法，鄒讜讓我們想起：“強大”、“統一”、“民主”恰恰是現代中國人一直夢寐以求兼得的東西——這意味著當時的中國既不強大，也不統一、更不民主。于是，鄒讜暗示，我們中國人應該進一步想：中國何以如此？至少在十八世紀時，中國既強大又統一。乾隆年間的中華帝國是世界頭號“大國”：農業產值占世界總產值百分之24（一說31），手工業產值占世界總產值百分之32。即便到了晚清，中國變得不再強大，至少還保持著統一，盡管領土在一點一點被蠶食、主權在一步一步被削弱。唯有“民主”是古代中國從來未曾有過的東西，但中國人無需為此感到自愧不如。畢竟，咱們的科舉制傳統就包含著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精致的民主因素，何況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建立憲政民主的國家——辛亥革命成功后，美國總統曾很快寫來賀信。

然而，當時的中國智識人對現代政體性質的認識還相當粗淺、模糊，對現代政體的選擇尚未達成共識，就民主共和還是君主立憲吵得很兇……武昌起義來得突然而且意外，以至于革命黨人根本沒有做好準備。袁世凱后來的倒退行徑，起因據說是當時一位美國傳教士勸告袁世凱：中國的國體不適合搞議會民主，倒適合君主立憲。盡管如此，生米已煮成熟飯，只能前進、不能后退，主張君主立憲的中國智識人這時也站出來反對開歷史倒車。中國終于有了憲政民主，哪怕形式上的。這時的中國絕算不上強大，但至少沒有分裂，至多是割據。作為統一、民主的主權國家，第一共和甚至派出少量工兵部隊象征性地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可是，為了實現“真正的”民主，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直接結果是中國分裂：首先南北分裂，隨之四分五裂。那個時候，美國沒想過應該派武裝力量幫助中國人“建立一個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倒是日本人找到了侵華借口……如果美國在1945年派武裝力量幫助中國人統一，當年日本帝國侵略中國的理由同樣成立，政治法理就完全亂套了。

借助自由主義政治學的分析，鄒讜指出，中國盡管是亞洲最早的憲政民主共和國，但這種新的政體賴以建立的體質卻殘破不堪，根本原因恰恰來自給中國帶來民主理念的西方對中國三千年政制傳統的沖擊，徹底破壞了國體內部的制度平衡，使得中國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急劇增加（頁50）。換言之，辛亥革命、尤其孫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后，中國的國體沒有增強，反倒進一步削弱，以至于當中國面臨日本的全面侵略時，國體已經破碎不堪。

這樣的看法在今天會讓我們覺得很反動，但鄒讜很清楚，蔣介石在1927年的清黨實際上使得國民黨陷入癱瘓和分裂。由于武漢政府才算國民黨正宗，南京政府倚靠的是北伐軍，并無黨內的正當性，蔣不得不靠搞軍事獨裁來取得黨內不容挑戰的領袖地位。蔣介石一直避免或盡量推遲面對日本帝國的進攻，原因之一就是希望憑靠手中的軍權重建國民黨，然后再依靠蔣氏國民黨重建政權。可是，蔣介石在接替孫中山遺愿繼續二次革命時，改變了孫中山制定的革命路線——本來，孫中山的革命方略與共產黨的方略就基礎部分而言大略相同，這就是扶助工農。

北伐軍攻占武昌后有北進和東取兩種選擇，蔣介石選擇東取上海，體現的政治戰略意圖是發展并依靠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1927年清黨后，國民黨聞左變色，在城市討好資方，得罪工人，在農村則連減租都不敢搞，以至于國民黨逐漸失去基層土壤，黨的基層性質發生質變，從革命政黨蛻變為依賴“土豪劣紳”的政黨。918日本侵華事件后，蔣介石堅持避免對日本強硬，企望所謂“國際社會”（實際上是西方列強）出面遏制日本，原因之一就是，自己的軍隊和政權實在沒有力氣擔當國家和民族的危難。蔣介石正在建立的中央政府甚至沒有能力代表國家決斷國家的敵人，僅僅跟隨在中國土地上享有治外法權的英美兩國劃分敵友——鄒讜提醒我們，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政府才正式對日宣戰，這意味著蔣介石政府讓外國來替自己做出政治決斷，根本沒有擔當起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政治存在。

然而，鄒讜強調，即便如此，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列強仍然對日本的公然侵華袖手旁觀，甚至落井下石。于是，日本帝國肆意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至于蔣介石苦心經營的政治土壤——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實業家、工業家和金融家）也元氣大傷。抗戰期間，由于蔣氏的統治腐敗加專制，中國的中產階級也開始普遍對國民政府不滿，出現了嚴重的離心傾向，小黨派和民主政治組織紛紛出籠。為了維持軍事獨裁政權，蔣介石對新生的民主黨派采取“不寬容和壓制的政策”，結果讓共產黨的民主戰略占了便宜（頁48-9）。

盡管信奉自由民主政治理念，鄒讜憑靠自由主義政治學分析敏銳地看到：中國的國體已經徹底喪失搞西式民主的基礎，如此結果恰恰是以憲政民主為尚的西方列強一手造成的。美國在戰后幫助中國重建民主，絕無誠意，而是為了獲取自己在亞洲的戰后利益。

在當時或者今天都會有人說，美國在戰后一邊倒支持蔣介石顯然出于意識形態考慮，畢竟，蔣堅持反對共產主義——這種說法完全有道理。問題在于，似是而非的是，鄒讜認為，美國的“高尚”政治構想失敗的第三個原因恰恰是輕視了意識形態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