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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劉小楓于10月28日至10月29日期間，作客湖南師范大學。本文為劉小楓教授三場系列演講的第一場，原標題《商業文明與教育問題》，觀察者網獨家首發。湖南師范大學《研究生在線》供稿，向宣柔 何韜 陳麗蛟 蔡爾妮 石芮旗 聽錄，梁玉振 統稿】

最近幾年我對我國的高等教育發表了一些看法，近十多年來我一直關注這些問題，并在高校文科改革方面做了一些新的課程實驗，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劉小楓于10月28日至10月29日期間，作客湖南師范大學

兩個問題

今天我要談的第一個問題是，教育學專業在研究教育問題的時候，應該從閱讀經典開始著手。教育學專業應該讀一些經典書目，不能只閱讀那些和教育學相關聯的學科性著作。教育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一環，正如盧梭所說，在任何一個文明國度里面，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回事情。教育的地位相當重要，大的教育思想家會從政治制度角度論述教育問題，同樣，大政治思想家也多會涉及到教育。教育學名著不是因為某個教育家寫的才是名著，任何一個西方著名的大思想家都可以稱之為教育家，因為政治制度和教育是密切聯系的，

我要談的第二個問題是，我們現在的教育到底在社會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它的品質是什么？

商業化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和未來，而我們對于商業化與教育的關系并不是特別清楚，所以我想在此探討一下目前我們的教育處境。我準備從啟蒙運動開始來探討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是啟蒙運動的結果。今天，我將先從亞當·斯密的商業文明論及其與教育相關的論述，來談商業化和現代教育的關系問題。下一講，我主要以孟德斯鳩為例子來觀察我們現代教育所面臨的一些品質問題。

今明兩天講座的根本要點是教育與追求“德性”的關系問題。教育是要培養發揚人的“德性”，可是現在面對的大問題是教育沒有培養人的“德性”，這與教育的基本目的相反。為什么會這樣？我個人悲觀地認為：由于我們生活在商業文明化的時代，教育已經很難再追求“道德德性”。教育的敗壞可能是商業文明必須承受的一個結果。

何為現代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什么是“現代文明”，這個詞匯我們用得非常頻繁，但我們未必了解得透徹。嚴格來講，現代文明應該叫做商業文明，以前叫做資本主義文明，這個說法會帶來一種階級斗爭痕跡，帶有一種意識形態色彩，我們聽起來已經不順耳了。我想，商業文明這個詞應該帶有中性色彩，我們聽起來比較能夠接受。那什么叫做商業文明呢？按亞當·斯密，很簡單一句話就是：追求個人致富和富裕生活以實現公眾的共同福祉的生活方式。我們今天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崇尚獲取財富的時代。我們目前關于社會倫理道德的焦慮，關于教育問題的焦慮，其實都來自這個商業文明問題。如果既要鼓勵追求個人致富和富裕生活，又要保持傳統的德性，恐怕太難。

亞當·斯密是西方著名的經濟學家，但他的教授頭銜并不是經濟學——嚴格地講那個時候沒有經濟學——他是倫理學教授。可是他寫的《國富論》卻成了十分重要的、能夠體現商業文明基本生活方式及其原則的經典性著作。在這個著作里面，他專門談到了教育問題。從這里可以發現，教育名著并不一定是教育家寫的。亞當·斯密談教育的時候，是把它放在一個他所理解的商業文明體制里面來論證的。嚴格來講，商業文明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的中后期，首先在英國發展起來，最終形成一套完整體制，商業文明與民主政治等都是連為一體的。亞當·斯密之所以為商業文明做辯護，這是因為追求財富在傳統社會看來是不光彩的事情。

追求“財富”就是追求生活的基本需要之外的東西，商業文明出現前，人類的勞作主要是為了滿足人類生活的最基本需求，勞作就是生活本身，而不是為了追求基本生活之外的利益。當一個文明社會變成了一個追求財富的社會，它會給我們什么樣的改變呢？

有些人會說，古代社會不也有追求超出基本生活之外利益的人嗎？的確，那時候有兩種人追求財富，一種是商人，他們在古代社會的地位是很低的；另一種是統治者，統治者和商人不一樣，君王追求利益和財富，除了自己的個人私欲外，還是為了統治的需要，君主想要治理國家，當然需要大量的經費，它與我們現代社會所謂的個人發家暴富是有區別的。有人天生喜歡進行物質交換，喜歡盈利的最大化，這種人在傳統社會里幾乎是沒有地位的，但是在商業文明到來后這種人成了榜樣，成了最主要的人類類型了，大家都想要成為這類人。當把這類人推崇為人類榜樣的時候，人類思想家便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把以前受人鄙視的人說成了不起的人，并在理論上花很多功夫。17世紀以來，大量的西方思想家都在做這個工作，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孟德斯鳩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代表。從他們的思想中，我們能看清楚現在所面臨的基本政治和社會狀況。

商業文明在西方出現已經有四百多年，但事實上我們中國進入商業文明才短短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所以我們需要用三十年的經驗來思考西方國家三百年來所面對的問題。

亞當·斯密認為，我們傳統的生活方式都不經濟。商業文明就是你要學會經濟地生活。經濟這個英文單詞來源于古希臘，最初的意思是“理家”，再后來變成了治理國家。但是這個含有治理國家之意的詞在近代又怎么變成“經濟”這個詞的來源了呢？這說明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亞當·斯密認為，經濟的生活方式的提出意味著從前人們的生活方式不經濟。那么什么叫做經濟的生活方式呢？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面拿中國17世紀的帝國與歐洲進行比較。說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土地肥沃，耕作精細，人口最多，而且很勤勞，但是國民財富卻沒有積累。因此，他說中國人很富有與實際擁有財富是兩回事。經濟的生活方式其實是要追求財富。富有與財富是兩回事，富有但缺乏財富，他認為原因是勞動沒有和工資掛鉤。沒有建立一種工資制度，工酬太低，以至于勞動者難以養活家庭，下層人生活在貧困之中。所以他認為雖然中國的土地很多，耕作精細，可是其貧困程度卻超過歐洲最貧困的地方。這的確說到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由于中國的生活方式一直如此，國家長期處于靜止狀態。所以，這個帝國積累的財富，也許很早以前就達到了國家制度水平要求的程度。但是，就中國的土壤、氣候、地理位置而言，潛在的財富遠遠沒有發掘出來。如果我們把生活方式或制度變一下的話，亞當·斯密斷言，中華帝國積累的財富要多得多。這是他在18世紀做出的預言。

勞動分工與商業文明

那么這種生活制度的關鍵是什么呢？斯密說，必須推行勞動分工，同時建立起勞動工資制度。如今在我們看來，這是常識。亞當·斯密看到，17世紀中國與歐洲有很大差異。換句話說，中國本該是一個富有的帝國，但是與歐洲卻無法相比。因為亞當·斯密說歐洲已開始實行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勞動分工和工資制度。由于中國在生活方式、勞動方式上仍然因循守舊，所以在歐洲勞動得到的真實報酬比中國要高得多。所以商業制度的的確確使一個國家的財富一下子就增多。商業化的生活方式會給一個國家帶來極度的財富積累，因此比以前的生活方式要好的，至少比以前更富裕、更安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