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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教授較真了，他和張維迎有關產業政策方面的爭論，進入了第二回合。

8月份，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在多個論壇發表演講，炮轟產業政策，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強調政府不應該給任何企業、任何行業任何特殊的政策，真正的企業家不應該有這個奢望。

隨后9月13日，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發表文章，觀點旗幟鮮明，與張維迎教授針鋒相對，“至今還沒有看見一個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或者持續發展的發達國際，不用產業政策的。”觀察者網9月14日曾經發布兩人的文章。

不過，中秋期間，張維迎又發表文章回應，指出了“林毅夫在產業政策上的四個錯誤”。隨后，針對張的批評，林毅夫也發表文章作出回應并進行逐條反駁。 這對老冤家的爭論進入第二回合。

張維迎和林毅夫兩位教授進一步就產業政策作用分別發出四點批評與回應，兩人從各自角度闡釋“后發國家保持長時間持續增長的原因；發揮比較優勢與強調政府作用是否存在矛盾；企業家精神與產業政策之間的矛盾；以及討論重新思考戰略與體制的關系。”觀察者網為讀者朋友們分享如下。】

林毅夫：政府不解決問題 企業家精神也無法發揮

基礎科學的革命不受企業家精神影響，而是政府支持的科學家推動的，政府部門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專利制度的建立也是政府的工作。如果說中國落后是因為沒有自由，我覺得這個解釋沒有抓到現代經濟出現翻天覆地變化的根本原因。

林毅夫（資料圖）

張維迎教授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第一，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前之所以發展不好，最根本的原因是沒有自由。

實際上，中國傳統社會就是自然經濟，“日出而作，日沒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是相當自由的，當時政府的力量對生產沒有多大影響，基本上就只是收稅，但仍然發展不好。

此外，從歐美等國的經歷來看，工業革命的產生與企業家精神有關，但是它還有賴于基礎科學的革命和產權制度的建立。基礎科學的革命不受企業家精神影響，而是政府支持的科學家推動的，政府部門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專利制度的建立也是政府的工作。

如果說中國落后是因為沒有自由，我覺得這個解釋沒有抓到現代經濟出現翻天覆地變化的根本原因。

第二，張維迎教授認為發揮比較優勢與強調政府作用存在矛盾。我覺得比較優勢有靜態和動態之分，在發揮動態比較優勢時，政府的作用很關鍵。

隨著經濟的發展，要素的稟賦結構會發生變化，一些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變得符合比較優勢，這時就需要技術升級和產業結構變化，既會面臨很多外部性的問題，也會面臨很多協調的問題，比如對基礎設施、金融支持、法律服務的要求會相應變化，這些變化不是單獨企業家能夠做的，必須要由政府協調不同的企業來進行，或由政府來提供。

第三，張維迎教授認為企業家精神與產業政策存在矛盾。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在《國富論》里面沒有提到，但是非常重要的，在這方面熊彼特做了深入的闡述。

不過，企業家的創新主要是在產品層面的創新，或者技術運用方面的創新。這些創新建立在基礎科研跟公用技術的突破之上，而基礎科研跟公用技術的突破大多是政府支持的，即使美國到今天也還是這樣。

以大家津津樂道的喬布斯為例，1976年推出的蘋果I型計算機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國政府的公共資金支持的計算技術的研發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資金支持而研發出來的衛星定位、聲控和大規模儲存等新技術上的，喬布斯的天才在于把這些新技術組合開發成消費者喜愛的新產品。政府對基礎科研的預算支持是有限的，需要有戰略性的選擇，哪些支持，哪些不支持。這就是產業政策的作用。

潮涌現象的出現不是產業政策導致的。如前所述，上世紀90年代美國沒有互聯網的產業政策，同樣有互聯網的潮涌現象。我同意大部分國家的產業政策是失敗的，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成功的國家都有產業政策，沒有產業政策的國家基本上沒有成功的。我們要避免產業政策的失敗，也要避免沒有產業政策的失敗。所以，應該研究什么樣的產業政策能夠成功，這也是新結構經濟學所要做的貢獻的地方。

最后，張維迎教授認為國家發展戰略侵犯個人自由。我的觀點是，在結構變遷過程當中，如果政府不因勢利導解決問題，不對基礎科研、基礎設施、教育、金融等進行完善，那么企業家精神也發揮不出來。政府發揮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對的，其實能給予個人更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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