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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林書友】

香港大學近年來多是非之爭，前幾日“微信紅包”亦能掀起一場輿論風波。

在港大剛結(jié)束的研究生代表選舉中，內(nèi)地生朱科以654票成功連任，而第二名以410票落選的香港學生巫堃泰曝出朱科在微信群發(fā)紅包的截圖，并直指朱科“賄選”。據(jù)悉，朱科向兩個微信群各發(fā)80元紅包，每封可拆成100份，每人能領(lǐng)金額均在兩元以下。

由于香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等法規(guī)不適用于校園選舉中的賄選嫌疑，廉政公署已拒絕受理此案。而對巫堃泰向教務(wù)處遞交的選舉投訴，港大校委會先以9:5的投票確認可以裁決，再以9:7的票數(shù)判定賄選投訴不成立。

雖然裁判已定，部分港人依舊不依不饒，嘲諷“大陸貪污文化終于落在有法律學堂的香港大學”。有些甚至惡言相向，在港大民主墻上公開貼字詛咒：“朱X賄選落地獄”。

文明社會講究以“理”相待，粗言野語不僅易損港大學生“明德格物”的形象，也不利于問題的討論。所以，還是讓我們拾起理性，談?wù)勥@事中存在哪些誤解，以及日后又該如何對待。

整起事件之爭在于朱科是否有意通過80元來賄賂選民。這一爭執(zhí)又可細分為兩個問題：一是，朱科是否有意通過“賄賂”方式拉取選票？二為，80元群發(fā)100人，能否算賄賂？

朱科有意賄選？

首先，據(jù)報道，朱科發(fā)紅包的兩個群，一個是“新港青年會”，一個是他任研究生會主席時成立的畢業(yè)生群，這兩個群的成員并不是都有投票資格的。雖然有質(zhì)疑者貼出“已投”之類的微信群截圖，但目前尚難確認真?zhèn)?，而且這些表態(tài)的人也是極少數(shù)，對選舉不會有根本性的影響。

朱科是不是經(jīng)過“周密”的計算，需要這幾張票？從結(jié)果看，就算假定拿紅包的41人都有投票資格，而且都投了朱科，把這些票去掉后，他依舊領(lǐng)先第二名巫堃泰200票。兩人得票數(shù)加起來才千余票，領(lǐng)先200多票的優(yōu)勢，恐怕很容易就能感知到。賄選的動機固然不能單單憑此就完全排除，但朱科是否有必要這么做，大部分人心中應(yīng)該都會有個判斷。

其次，賄賂畢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若朱科真有意賄選，這方式是否太明目張膽？

最后，100封紅包隨機分配，也只被41人領(lǐng)取，金額共計36.36元——最少拿到0.02元，最多1.52元。這金額也未免太不走心——內(nèi)地早已不是“吃不起茶葉蛋”的年代了。

而且80元能否算作賄賂財物，香港還是有先例可循的。

前香港立法會議員譚香文因2008年在選舉前向選民提供免費講座，被控觸犯賄選條例。2012年5月，高等法院駁回上訴。判詞稱，“雖然譚香文提供的免費講座接近選舉，而且有向選民提供小禮物，但法官認同裁判法院的看法，認為譚香文提供的只是紙巾或通訊錄等價值低的小禮物，而邀請前政務(wù)司司長陳方安生出席講座，亦只是提高吸引力，不認為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朱科發(fā)的紅包中，最多1.52元，價值估計都難超過“紙巾或通訊錄”。那些“小禮物”尚且不屬于賄賂范疇，朱科紅包更是夠不著邊吧？

這算什么文化差異？

雖然從香港的標準看，這80元微信紅包也不能算賄選，但還是有人扯到“文化差異”上，對內(nèi)地大肆嘲諷，比如前面提到的什么“貪污文化”；或者例證說香港人平時就小心謹慎，在利益相關(guān)時很注重避嫌等等。

可筆者問了圈內(nèi)地朋友，與香港朋友的答案并無二致，都認為競選時最好避免金錢往來，何來“貪污文化”之說，哪有文化差異？要說不一樣的地方，還真有，就是對小額微信紅包的認識。真正的“文化問題”在于對類似“微信紅包”這類電子服務(wù)的接觸程度不同，進而理解不同。

微信于2014年推出“微信紅包”功能，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nèi)迅速融入內(nèi)地民眾生活。僅2016年除夕當天，微信春節(jié)紅包的收發(fā)量就超過80億個，參與人數(shù)達4.2億人。日常生活中，群發(fā)紅包多是親朋好友間用來聯(lián)絡(luò)感情的一種娛樂方式。見群太過安靜，發(fā)個小紅包，群友你爭我搶拼手速，圖的是好玩兒。發(fā)的人、收的人當然也有斤斤計較的，但很多人都不太在意發(fā)了多少收了多少。

微信紅包拼手氣（資料圖）

微信里除了這種最廣泛的小額群發(fā)，也有一種“賭博式”的接龍，即拿到最大金額的人繼續(xù)在群里發(fā)紅包。這種“游戲”方式，容易“上癮”，已經(jīng)為很多人所厭棄了。

當然也可以發(fā)最高200元的紅包，可以發(fā)幾個這么大的紅包，如果真要賄選，這恐怕才是“正途”。

內(nèi)地微信用戶很明白這些方式的不同。因為不在意小額群發(fā)，有些人甚至忘了這也是在和錢打交道。對于不了解的人來說，聽著匪夷所思，但用慣的人就很容易理解。

可香港民眾對“微信紅包”的了解相對較少，不理解這些差異。除去故意挑事的人，有些香港朋友可能真的忘卻了香港本地法律對小禮物的容忍，而本能地將“紅包”與大額賄賂聯(lián)系起來。

這一方面是因為使用微信聯(lián)系的香港人仍占少數(shù)，另一方面則因為手機支付在香港尚未流行起來，因而他們對此缺乏清晰的概念，遑論理解在此基礎(chǔ)上延伸出的各種娛樂功能。

筆者曾在香港生活過一段時間，期間購物多使用現(xiàn)金、八達通或信用卡。直到2015年下半年，才在屈臣氏、莎莎等一些商店見到“歡迎使用支付寶”、“微信可用”之類的告示。前幾日也曾就這一問題向一香港朋友求證，得到的回復是“香港的電子支付總體上還處于內(nèi)地支付寶剛面世的階段，這方面香港是很落后的”。

香港社會標榜文化多元，而文化多元的前提是對不同文化的了解、理解與包容。因兩地在某些層面發(fā)展水平不同，所以民眾了解程度存在差異，在觀念上有沖突也是在所難免。

朱科與巫堃泰的競選海報

朱科在敏感時期沒能做到完全避嫌，難說無錯，但情有可原。而有些香港人對不同的文化了解不足就過度引申，上綱上線，這也容易被人解讀為“別有用心”。

爭執(zhí)已起，再鬧下去也于雙方無益。倒不如化干戈為玉帛，一同坐下來商討制定更細致的選舉規(guī)章制度，盡可能避免選舉風波再次出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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