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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末，我去重慶參加了一場關于土改的學術研討會：“文明與革命：跨學科視野下的土地改革運動”。會議由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以下簡稱高研院）主辦，參加會議的有來自史學、法學、文學、傳播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等各個不同學科的教授，也有研究越南、日本、美國土地政策的中外學者。

會議在重慶南山進行，可能由于駐地沒有wifi，與會人員對待每篇發言報告的認真程度令人印象深刻。時隔三年再回重慶大學，高研院的中青年學者依然充滿活力，且戰斗力驚人，不禁讓人心生羨慕。

（就是這里……）

說起來蠻遺憾的，由于這些年媒體輿論場中質疑土改的聲響很大——大部分無非是在說暴力、壞官、好地主，質疑土改的目的么大家心里都清楚——土改的合法性問題自然不可避免成了會議的中心話題。當然我個人認為，在這一問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中立的立場，因而這份會議記錄首先也不是一份中立的摘要。

另外，限于篇幅，以及個人的偏好和視野，每一組會議發言我只選取一篇有代表性的，這完全不表示其它會議發言沒有價值；至于評議和爭論，由于沒有錄音，全憑腦補，如果記憶出錯，文責由本人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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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的第一天，華東師范大學的呂新雨教授先做了主旨演講：《國際共運視野下的“土改”問題：從列寧到毛澤東》。呂新雨教授發言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不再局限于已有理論和一國內部的視野，而將中共的土改放到一個更大的理論框架和歷史視野中，放在國際共運內部的“土改”問題中，去定位和詮釋中國革命的土改運動。這一立意宏大的發言為整個會議奠定良好的開端。

在第一場專題討論中，重大高研院副院長李放春教授發表了演講：《“釋古”何為？論中國革命之經、史與道——以北方解放區土改運動為經驗基礎》。他表示，近二十年來，革命史研究的一大風氣就是“疑古”，在此學術風潮下，中國革命之正統歷史敘事遭遇有力質疑、無情的證偽乃至根本的顛覆。“疑古”固然有其正面作用和價值，但是，這場“疑古”運動卻不單純是由學術求真精神主導，反而往往受政治求變意志驅動。于是，“疑古”就從“怨古”發端一路走向“非古”乃至“滅古”。尋求中國革命之“道”，就需要我們在“疑古”風潮后，轉化為更有學術理性的“釋古”，對中國革命、中國道路追求更高的歷史理解。

在第二場專題討論中，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胡英澤教授的發言《新移民、土改與鄉村社會》令人印象深刻。他認為，19世紀末至土改前，受災荒、戰亂等影響，山東、河南等地大量人口遷往山西，從而改變了當地村莊的社會經濟狀況、政治權力結構。外來戶在居住、生計、婚姻、政治等方面處于邊緣地位，考察這些外來戶對于理解華北農村土改以及此后中共一系列行為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情況下，外來戶雖然分配到了土改的“果實”，卻仍然沒有實質性融入村莊。直到互助合作化運動后，伴隨著土地、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的集體化，勞動組織的集體化，外來戶最終才被整合進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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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專題討論是從法政視野看土改。

一位法學教授從法律的規范性分析出發，質疑了土改正當性的法理基礎。

他首先表示，沒收財產，要看有沒有憲法依據。起著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雖然聲明保護財產權的主體不包含地主和富農，但并沒有規定采用什么方式來改變和沒收。1950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法律位階上處于下位，卻對公民財產權的重大變更作了顛覆性、突破性的法律規定，似乎不具有法理上的正當性。而仔細分析，“剝削”一詞也不能作為沒收地主財產的合法性依據，因為什么是“剝削”在法理上并不清楚，剝削只是政治家說服農民的政治策略話語。

其次，這些法律法規之所以能出臺，原因在于立法體制具有嚴重的非合憲性。在程序上，農民協會作為利益相關方形成人民法院審判人，就變成由當事人審判，容易羅織口袋性罪名，而地主、富農則連司法救濟的可能性都沒有。

最后，中央人民政府既有制定法律的權力，又有執行法律的權力，而同時，中共中央與中央政府又高度結合，從而法律完全淪為黨和政府土改的工具。法治與革命是對立的關系，法治的理性才能構成對革命激情強有力的抑制力量，土改運動實際上只是借法律的名義進行的一場政治革命。

本場專題討論的評議人隨后發表了評議，他首先肯定了發言人從法律視野考察土地改革的創新性，對于從法理層面細致考察政務院通過的法律條例和決定，以及中共中央相關草案這一做法表示贊同，但也對發言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評議人認為，現代所有的共和國幾乎都是在推翻舊君主國的政權的革命基礎上成立的。從世界現代史的經驗看，革命必然有反舊法，建新法的一面。美國革命的標志是1776年獨立宣言，美國人民通過獨立戰爭，成立邦聯政府，反抗和廢棄英國法統。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雖然號稱和平，但之前經歷過被英國人自稱為血腥恐怖的1642-1651英國內戰，查理一世被革命軍砍了頭，起了革命砍國王頭的先河。

其次，也正因此，世界各國的大革命，不獨是中國，本身就意味著財產規則的變化。比如法國革命，沒收教會和國王的財產；英國內戰，克倫威爾勝利以后，模范軍和下議院的長老派沒收了天主教會、王室和王黨的財產；而美國革命也是一樣：

1776年北美殖民地發布《獨立宣言》后，支持獨立的“愛國派”人士迅速行動起來，強迫所有人宣誓效忠這個新的國家。不從者即被關押監禁，并沒收財產。13個宣布獨立的殖民地中，有6個殖民地里效忠派是多數（包括人口眾多的紐約、北卡、賓夕法尼亞）！除弗吉尼亞和馬里蘭，其余各州的大地主都是英王統治下的既得利益階層。他們不支持獨立（甚至還包括不少農民）。美國對此的處理方式是沒收他們的土地財產，于是很多地主不得不保持低調，以保住自己的財產。那些被沒收了財產，甚至被追殺的效忠派，紛紛被迫流亡。前后流亡出逃的共有約8萬人。

當英國要求美國返還效忠派被沒收的財產，美國則對此深惡痛絕。最后達成的協議是：美國同意“懇切勸告”，各州返還效忠派的財產，并同意今后不再繼續沒收之。（莫里森等：《美利堅共和國的成長》）

至于發言人談到的政治革命，所有的革命當然都是政治革命。美國革命反對英帝國統治，就是一種反叛。1862年5月國會通過了《宅地法》，規定一切忠于聯邦的成年人，只要交付10美元的登記費，就可以在西部領取160英畝土地，在土地上耕種5年后就可以成為這塊土地的所有者。1862年7月17日，聯邦政府頒布《沒收法案》，宣布凡是參加叛亂的人為國事犯，要沒收他們的財產，解放他們手中的奴隸。

再次，回到中國革命來看，《共同綱領》有沒有規定怎么土改呢？評議人提出了以下幾條：

第七條 鎮壓反革命：

對于一般的反動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家，在解除其武裝、消滅其特殊勢力后，仍須依法在必要時期內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但同時給以生活出路，并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

第二十七條 土地改革為發展生產力和國家工業化的必要條件

凡已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保護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凡尚未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發動農民群眾，建立農民團體，經過清除土匪惡霸、減租減息和分配土地等步驟，實現耕者有其田。

這里談到的“步驟”，正是《土地改革法》的憲法基礎。而且，社會主義國家對于法律的理解，其經典定義就是，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按照《共同綱領》的自我表述，新中國的法律不是有產者的平等，而是無產者的平等。評議人在此處并不討論價值理念的對錯，而是考察一個法律話語的自我邏輯和表達結構。土改的目的是耕者有其田，并且促使整個國家通向現代化和工業化。要看的是這與作為憲法的《共同綱領》是否矛盾。

針對發言人提出的：“《土地改革法》撇開全國政協全體會議，而直接由民意基礎十分薄弱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來制定，因此人民意愿就不可能會得到充分反映。”評議人則以美國憲法為例做出一個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