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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值此“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周年之際，10月17-18日，北京高朋滿座，隆重舉辦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過程中，踐行“達則兼濟天下”大國擔當，打造開放包容全球公共產品的行動。十年間，這項全球性發展倡議已經得到152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覆蓋全球65%以上國土及人口，實現投資規模近1萬億美元 ，形成3000多個合作項目。

而這些項目背后，一大批中企從業人員、專家學者走出國門，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踐行者和見證者。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李小云，就是這樣一位“一帶一路”國際農業合作的親歷者。在“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之際，李小云接受了觀察者網的對話。

作為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培養的第一代農業領域的博士，從協助西方援助中國項目落地的“當地專家”，到去非洲推廣中國扶貧經驗的中國專家，在身份的轉變中，李小云經歷了中國從一個受援國，變為“一帶一路”倡議國的全過程。他也在“一帶一路”非洲農業合作項目的實踐中積累了大量的一手經驗，并對如何實現“一帶一路”的共享共建，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了細致入微的冷靜思考。】

（對話/觀察者網 高艷平）

兩次到非洲: 體會中國發展的全球意義

觀察者網：2007年您帶隊到尼日利亞和坦桑尼亞展開實地調研工作，您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標志著您的身份轉變，主客體關系的轉變。用您《發展援助的未來》一書中的對自己的定位，您的身份也從幫助西方援助項目落地執行的“發展掮客”，變成了一個輸出中國減貧經驗的中國專家。能否跟我們分享一下當時“主客體轉變”的體會？

李小云：20世紀末期到21世紀初，全球的地緣政治發生巨大變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就是中國與世界關系的變化，這個變化雖然看起來非常宏觀，但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變化中的一員。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在歐洲學習的時候，有一門實習課我們要被送到發展中國家去寫論文，當時我就選了坦桑尼亞。我選坦桑尼亞的主要原因是，坦桑尼亞在我的童年留下了特別深刻的記憶。

1970年代，中國在援建坦贊鐵路的時候，我在上中學。報紙上，天安門的北京兒童拿著花歡迎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來訪，那個場景印象特別深，所以，實習的時候讓我選擇一個國家，我就選了坦桑尼亞。

來到塔桑尼亞是我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那是1991年。我到了非洲以后，在那待了三個多月時間，沒有見到過一個中國人，沒有講過一句中國話。在荷蘭學習的時候，我還可以看到中國同學，可以講中國話，但到了非洲之后，除了我的同學，一個法國人、一個荷蘭人，再加上我，就沒有別的認識的人了。

2004年，我參加了由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中國政府在上海共同組織的世界扶貧大會。

在大會上，當時的世界銀行行長來自澳大利亞的詹姆斯·沃爾芬森，講到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減貧經驗對于世界、對于發展中國家、對于全球減貧和全球發展的重要意義。

世界扶貧大會是西方作為一個集體展示市場經濟改革勝利的標志性大會，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承認了中國發展的經驗的世界意義。

首先這是一個事實。因為中國作為一個非西方國家，它所取得的經濟發展和大規模減貧的重要經驗有目共睹；另一方面，它是基于發達國家幾百年以來的現代化經驗基礎上的學習型現代化。

中國扶貧理念之精髓，即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圖為2020年，江西會昌縣富城鄉貧困戶在政策動員下種植大棚蔬菜減貧（黃振榮攝）

中國是一個延續至今仍具有完整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傳統的文明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將歐洲的現代化經驗，與中國自身的現代化進程相結合，這其實也是中國百年以來現代化進程的最大難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恰恰就是有機地吸取世界現代化的基本經驗，并與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傳統有機結合的結果。從這個角度講，作為由西方思想和經驗主導的世界銀行以及聯合國系統，它對中國經驗的承認，既有它的客觀性，也有它的合理性，不能說它是全是是假的和虛偽的。

當然他們也有一種功利性，是自由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最成功的原因，是中國采取了面向市場的改革。

但不管怎么講，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志，所以我自己在浦東的全球扶貧大會會場，就突然有一種感覺：過去我們是向西方學習的，我們是學生，從來沒有一次很正式的場合，有人說中國也是老師。當然我自己還是比較冷靜的。直到現在我仍然覺得，我們還有向西方學習的地方，絕對不能閉關自守。

在百年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這個歷史悠久、文化傳統深厚的民族，總是希望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重要的位置。這種心理有些外國朋友不太理解，這是因為中國近代以來是個弱者，那個時候，我們還并不是一個強國，但至少覺得我們要能與西方平起平坐。

所以2004年的世界扶貧大會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志。雖然今天講起來有些絕對化，但當時我的感覺是，主客體關系正在發生變化：過去我們中國長期是客體，西方是主體，我們是西方的研究對象，但在那時候，主客體發生變化了。

那段時間，我對中國發展經驗的全球意義有很多思考。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面對已經發展起來的發達國家的時候，都面臨一個如何追趕的問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它前面有一個西方發展的模板。所以說中國的現代化注定是一個學習型的現代化，而且正因為它借鑒西方的發展經驗，別人有汽車，中國人也想有汽車，這就產生了一個政治、社會、心理角度的緊迫感，叫現代化的緊迫感。

這種現代化的緊迫感催生了政治上的緊迫感，這就使得我們的現代化進程就必須要在一個高度壓縮的時空里來推動，所以我們要想10年-20年趕超英美。于是我們定了很多的目標，這樣就使得我們的現代化進程變成了一個有計劃的、干預性比較強的、政府主導的現代化。

在進入現代世界以后，所有所謂的發展中國家，它在社會心理、在政治治理各個方面所面對同樣的問題。解決辦法用我們中國人的話講，就是“發展是硬道理”。發達國家創造了一個發展的模板，給后發國家產生了一種彌合差距的緊迫性。這種差距表現在很多指標上，比如包括人均GDP、人均營養、人均消費等等，這都是基于西方經驗的，并不是發展中國家自己原有的。

但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實現了年平均GDP增速達到9%以上的高速增長。2004年雖然還沒有完全消除絕對貧困，但是我們的人均GDP從幾百美元迅速達到了幾千美元，我們大規模的減少了貧困。

這個經驗是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完成和取得的，它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意義那就不得了，甚至對發展達國家也有參考意義。

因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情況是一樣，他們也想早點實現現代化，他們很想知道中國是怎么搞成功的？

歐洲的發展經驗是自發性的，很難學，它先有農業革命，后有工業革命。農業革命到工業革命200年，工業革命又有100年，沒有一個國家愿意等300以后才實現工業化，所以他們在政治上也存在追趕發達國家的緊迫性。這就是發展的全球化現象。

所以，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問題，就是這樣構建出來的，是非常有意義的。我當時就想，既然中國經驗的意義這么大，那我們可以把中國經驗總結一下。于是我就做了一個項目，叫中國與非洲的減貧對比。

2007年我選擇了尼日利亞和坦桑尼亞去調研。這是我1991年離開非洲大陸以后，時隔10多年以后再次踏上非洲的土地。這一次的所見所聞，自身的感受和心理就完全不一樣了。

首先到了尼日利亞，都是中企，到了坦桑尼亞，也都是中企。劍麻農場、中鐵建，都是中國人。我碰到的非洲部長，走訪的非洲各個部門包括農業部、投資部計劃委員會的官員，對我們投來的眼光都是羨慕，他們覺得中國就是發達國家。

我們還沒有覺得自己是發達國家，但是能夠理解他們的感受，就像過去歐洲人到中國來，我們看歐洲人的感覺。

1990年代我們去歐洲讀書，還是很自卑的。我們當年出國沒有信用卡，我們到人家門口撿別人不要的電視、家具、烤面包機，我們學生之間相互討論最多的是，這段時間誰撿的東西最多最好用。

主客體的關系變化有些時候是非常復雜、非常微妙的。有些時候理解中國與世界關系，我們講的大多都是國際關系。其實在很多情況下，也應該包括人的心理、人的行為的變化。我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工作者，我對這些微妙的變化是非常謹慎的，是有些文化自覺性的。我覺得我們到非洲，不能表現出那種主導的強勢地位，我要注意和他們平等相處。

2007年，我到非洲，雖然我沒有講，我到那兒是去傳經送寶去了。但是至少從我個人的經歷來看，這的確也是中國大規模走出去的一個階段，主客體關系的個人感受不同了。